葛兰接受新华网传媒频道专访 张斌 摄

　　记者：感谢葛兰老师接受新华网传媒频道“传媒新工坊”栏目的专访。葛兰老师从事播音工作几十年，至今还在主持播音教学工作，最早您是怎么走上播音这条道路的？您认为成为一名好的播音员，天赋和后天努力哪个更重要？

　　葛兰：应该说我从事播音工作将近半个世纪了，从1951年开始。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了，那是最早的红色电波，为我们的广播事业打下了基础。那时候的播音员，不要求普通话非常好，像第一位女播音员是位上海人，普通话虽不标准，但口齿清楚，大家都听得懂。后来才要求用纯正普通话，在当时还不能这样。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对声音的要求不能像现在。当时是战争环境，条件很简陋，广播里甚至能听到羊叫。

　　过几年有了当时第一位男播音员，他不是来自延安，而是大青山的，也是老革命根据地。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电台撤离延安，一直北上。这些播音员转移的最后一站，到了当时河北的涉县。去年我到那儿去看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非常简陋，我心情又激动又很难过。看到乌黑的墙上，挂着的都是元老级的播音员照片，这些开辟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特别是看到一起工作过的齐越老师的照片，我掉眼泪了。我不太爱哭，但我感觉到，他们就在那个环境里工作，当时的播音室也是办公室、休息室，破桌子上搁一个话筒，再一个煤油灯，黑乎乎的。所有的编辑、播音员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直到解放以后进城。

　　当年还没有电视，就是靠广播，电台的声音就代表党中央的声音。从延安时期开始，我们电台的工作就一直保持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这些老的革命传统不能忘，不能忘初心。

　　我到电台是1951年，之前没有学过播音。那年是新中国第一次面向社会招收播音员。当时全国各地电台相继成立，需要大批播音员、编辑，《人民日报》登了大半版的广告。我们有一个同学拿着报纸，鼓动我去报名。当时我学的是师范，在北京一个小学教书。后来我的手伤了，不能写板书，就想考大学。

　　我们校长也鼓励我去。但我很犹豫，觉得还是考个师范大学或者医学院好，因为我祖父是个医生。有这么多人鼓励，我感觉试下也无妨。我虽然没学过播音，但在学校里参加过一些演讲比赛，并且都名列前茅，还是有些底气。

　　考试后不久，就收到通知，让我去报到，当时在全国各地急需播音员。谈到工作地点时，一个很和蔼可亲的老前辈问我去不去外地？我很干脆，说不去。他就笑了，说你留在中央台了。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西长街，建筑陈旧，我又犹豫了。后来我找了高中时教我们《古文观止》的老师征求意见，这位老师也鼓励我去，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不简单，你还小，将来还有机会上大学！于是，我听了老师的话，真去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播音工作。当时中央台人不太多，播音的有两位男生，四五位女生，我年纪最小，18岁。

葛兰接受新华网传媒频道专访 张斌 摄

　　最开始有一个老一点的同事带我，说一分钟念25个字，我给你数着，短句是10个字，10个字以下的播两遍，10个字以上的播三遍；还告诉我，绝对不能出一个错，不然这条消息人家就不能用了。因为当时没条件通电话，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特别细心地准备，播的时候不仅一字不能错，而且逗号不能说成句号，另起一行不能忘了。另外每个字，像1，7，4，6，还有当时用繁体字，最多的30多笔，也得解释清楚，要读成123的1，567的7。对于繁体字，还得解释左边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上边是什么头。

　　我们是两个人，一个监听，一个在里头播。如果播错了，比如说落了一个句号就念另起一行了，监听的人就得赶快跑到播音室，写个条告诉播音员，你第几段第几行没有说句号，现在更正一下。

　　我本名叫王静蓉。齐越老师借用我母亲的姓，给我起了葛兰这个工作用名，这样每次播完新闻后，都在后面加上一句“这是由葛兰播送的”，便于听众识别，变态版天剑狂刀私服，也方便他们给电台来信，反映意见。播出一周以后，收到不少给我的来信，有听众说中央台增加了新的生力军，“声音很好，口齿很清晰”。

　　我从不认识、不喜欢这工作，到后来挺痴迷这个工作，就是通过听众的反馈，一点点地认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岗位责任的重大。

　　我刚工作时精神非常紧张，有时夜里会忽然从床上惊醒，站起来说该我播了。还有时做梦，梦到设备发不出声，急得从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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