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马小龙先生《治水神话与礼乐教化研究》，不时产生意外与会心之喜悦，感觉作为一名古代文化的研究者，其慧眼有独具之处。 

　　第一，作者的研究着眼点颇具新意。研究礼乐制度、礼乐教化者学术界并不鲜见，研究治水神话者也不少，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教化的角度看待神话并做出独到分析的视角至今似未见到。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出发点就是“明教化者也”。而“六经”文教系统奠定了儒家礼乐制度的基础。《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在孔子看来，“六经”最值得推崇的就是对社会的教化功能。这一点多有学者论及，但是将上古神话的价值与意义阐释为教化的，依本人所见尚属首次。作者抓住“神话与教化”这一主线，以“治水神话”与“洪范九畴”分别代表“民间”和“官方”的两条线索层层推进，钩稽沉隐，揭示了中国上古神话中稳定不变的功能性内涵——“教化”。对以往将“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教”解释为“宗教”的观点给予了矫正，提出，神话教育与诗教、乐教、礼教等“六经”教化一样，属于儒家养成教育的方法。 

　　第二，通过对中西神话的比较研究，得出差异性背后中西文化根源的影响，一些结论富有启发意义。作者追根溯源，揭示了治水神话与上古文明的关系，论证了中国神话着重彰显人性的伟大，以及人文本位的文化特征。在中西神话比较中，论述了中国神话的目的主要在于教化人类发掘自身的“神性”，以期超凡入圣，主要的功能在于“劝善”；而西方神话的目的则主要以神迹警告人类不要迷误，用无情的惩罚来震慑，主要的功能在于“纠错”。中国神话传递的是“秩序至上”的法则，而这个秩序指的是自然的秩序和法则；西方神话传递的是“力量至上”的法则，主要指神的力量。因此，中国神话的目的是“以神话施教化”，最终走向“礼乐教化”的“文治”社会。西方神话的目的是“以神话训诫喻”，最终走向“法律契约”的“法治”社会。这些富有创意的观点和独特的分析，对于从新的视阈理解中西神话和古代文明的特质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通过对上古神话的解读，阐释了儒家文化事在人为的观念。作者以大禹治水神话和“洪范九畴”为中心个案，在文本比较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等方法，并借鉴了西方神话学理论，探析了中国神话活动的演变过程、隐喻内涵和价值取向，认为中国上古神话是典型的“人本之教”而非“神本之术”。通过对昆仑山与“治水神话”关系的考证，得出昆仑山实为大禹用息土堙塞洪水而成，出自人力而非天然，实际还是在彰显人的力量。作者认为商周嬗递时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重心由以祭祀为主的神本主义转变为“人文文化”的建立，道德教化取代了神话教化，人治取代了神治。这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文明的过早成熟使得鬼神之说逐渐让渡给礼乐教化。孔子之所以不语怪力乱神是将喜欢鬼神之说的凡夫俗子的迷信流俗导向更高精神层面的礼乐生活。举凡愚公移山、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上古神话，其实多乏“神”力，而多“圣”迹，神话不是为彰显神明，而是为凸显人的主导性地位。 

　　第四，通过对上古文献的探赜索隐，，重点阐释了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理性精神出现的文化和社会的深层原因。中华文明被马克思称为“早熟的文明”，而雅思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论述更是将中华先秦文明的理性精神推到了极致。至于这种理性精神为什么会从天而降，在关于商周嬗递之际的文献记载及文化论述中似乎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断档。我们祖先的文明是怎么从感性的神话故事，突然过渡到《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充满理性精神、人文情怀的文献典籍上的？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从神治走向人治”“从神教走向诗教”“从神道走向德化”三个方面的论述，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答案。作者捕捉到孔子一方面不语怪力乱神，鲜言天道与性命，只谈事人不问事鬼，另一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推崇神话中的古圣先王，认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将尧与天地并称。这并不是孔子观念的混乱，实际上体现的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作者还通过对“夔一足也”和“黄帝四面”等神话的分析，认为是孔子等人运用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神话化等方式完成了对以神话为代表的上古文明“祛魅”的过程。 

　　长期以来关于《尚书》的讨论在儒家典籍的研究中比较冷门。历代学者多将精力放在真伪《尚书》之辨上，关于《尚书》文教精神的讨论不多，论述“洪范九畴”的更是少之又少。作者以“洪范九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保留下来的殷商人文精神。认为“洪范九畴”不仅是治水大法，更是治世大法。如果褪去其中“大禹治水”的神话色彩，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大禹帝总结自己治水、治世的经验而得的九条心得，是上至帝王下至凡夫的九条做人做事的原则。不过是借“天启”之术颁行天下，其中体现的是舜、禹等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洪范九畴”中谈到的自然五行、圣德五事、国事八政、天文五纪、皇极中德、圣王三德、卜筮决疑、休咎五兆、五福六灾等几乎全是教导帝王如何顺天应时、立德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历代帝王都将“洪范九畴”和《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箴言作为秘不外宣的法宝来治国理政。应该说关于《尚书·洪范》类似的研究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化典籍的发掘阐释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通读本书，感觉作者的学术视野比较开阔。所论涉及多个学科，作者旁征博引，层层论析，开掘深入，作者通过对先秦文化典籍中的治水神话史料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治水大法“洪范九畴”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治水神话、宗庙祭祀、宗法制度、文教之功、政教大法连缀起来探讨上古时期洪水神话的学术主题，并对其进行综合性学术研究，重新审视治水神话背后的理性精神和神话与政治教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东西方文明的起源与洪水神话的关联，论述上古时期人类社会由神治走向人治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意义。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论述了自远古肇始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尤其论述了神话与教化、政治、历史等微妙深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