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仅凭薄薄的两部作品——短篇小说集《烈火平原》(El Llano en Llams，1953)和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Pedro Páramo，1955)①——就赢得了大师之誉。苏珊·桑塔格毫不掩饰对鲁尔福的赞赏：“鲁尔福的小说不仅仅是20世纪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实际上，无论怎么高度评价它在过去40年中对西班牙语文学所产生的影响都不会过分。《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名著。”②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鲁尔福更是推崇备至：“他的作品不过300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一样会经久不衰。”③不仅如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能够将《佩德罗·巴拉莫》倒背如流。而且，他不讳言正是《佩德罗·巴拉莫》让他找到了讲述《百年孤独》的方式。④用文学史家的话说，“墨西哥小说叙事的真正革新要归功于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中，他革新了叙事结构以及对时间的运用”。⑤

诚然，无论怎样评价《佩德罗·巴拉莫》引发的叙事革命的意义都不为过，——西语小说的前一次重大革命还是三个世纪前的《堂吉诃德》所带来的。然而，纵观这部小说的批评史，我们会发现，批评家们过于关注其技巧与形式的原创性，而对其他方面甚少论及。长久以来，鲁尔福被批评家们定型为一个不问世事、埋头苦吟的避世者。然而细查他的作品，我们发现，历史和政治因素虽然没有给予直白的表述，但它们的痕迹在小说的叙事和隐喻中仍然是可以辨析的。本文试图将《佩德罗·巴拉莫》放置于墨西哥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解读，将以往被谈论较多的叙事技巧与形式特征与鲁尔福对墨西哥大革命历史的记忆结合起来，以复原作品携带的政治诉求。

历史祛魅：小说中的“大革命”

18世纪后期，鲁尔福家族的祖先从西班牙来到美洲，第一个到达墨西哥的祖辈名叫Juan Rulfo。鲁尔福强调自己的名字继承自此人，就表明了他承担历史的自觉性。⑥“一些词汇的集合是一个句子，而一个句子对我而言，必须和历史有所连贯，我相信历史。我不相信没有历史、不阐述某种东西而可以形成文学。”⑦由此可见，鲁尔福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叙事实验⑧或讲故事，言说历史才是他深一层的诉求。因此，若想真正解读《佩德罗·巴拉莫》，恐怕要从它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入手，即它言说了怎样的历史，如何言说以及为什么要如此言说。

生于1918年的鲁尔福，终其一生都必须面对墨西哥大革命(La Revolucion，1910-1928)留下的创伤与“债务”(也是“遗产”)。他的故乡是墨西哥哈里斯科州萨约拉城旁边的小村子阿布尔科。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虚构的科马拉，就在萨约拉附近。哈里斯科是墨西哥自然条件最好的州之一，但由于政府对于墨西哥城所在的联邦区之外的地区投入甚少，哈里斯科既没有搭上现代化、工业化的快车，也没有分享到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反而日益贫困，民不聊生。20世纪50年代，鲁尔福回到家乡，发现原来有七八千人的村庄只剩下一百五十几人，厚厚的青苔和疯长的野草占据了那些空无一人的房屋。此情此景是促使鲁尔福创作《佩德罗·巴拉莫》的主因之一。从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当时的墨西哥并不落后。从1940年起，墨西哥经济每年递增6％以上，高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于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条件最好的国家。但墨西哥的收入分配极不均匀：10％的特权家庭占据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而40％的贫苦家庭只获得14％的国民收入。因此，“大革命”所许诺的美好未来并未被所有墨西哥人共享。有研究者指出：“鲁尔福写作小说的时候，有关独一无二的墨西哥革命的官方说法已经变成滥调和谎言”，因此“他的全部作品都必须被读作是对这一乐观背景的反驳”。⑨

鲁尔福从来没有像前辈及同代的革命小说家们那样正面描写过大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刻意回避这段历史或者反感“革命小说”。事实上，，鲁尔福始终对墨西哥革命小说充满敬意，因为“直到墨西哥革命的时代，墨西哥小说才取得了原创性”。鲁尔福说：“伟大的墨西哥小说始于大革命。或者说，墨西哥小说在大革命时代到达了最伟大的时刻。”⑩他尤其赞赏两部写到萨帕塔的作品(Emiliano Zapata)，一部是格雷高利奥·洛佩兹·伊·富恩特斯的《大地》(Gregorio Lópezy Fuentes，Tierra)，一部是西普里亚诺·冈波斯·阿拉多雷的《那些被击毙的人》(Cipriano Campos Alatorre，Los fusilados)。(11)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佩德罗·巴拉莫》所表现的时间跨度大致是七十年，从巴拉莫出生(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1934年左右胡安·普雷西亚多来到村子寻找其父巴拉莫。墨西哥大革命和“拥护耶稣”战争是小说最重要的背景。墨西哥大革命虽然产生了《墨西哥宪法》(1917)，但这部宪法丝毫没有保护农民尤其是印第安人的生存权利与民主权利。为印第安人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萨帕塔在革命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也随着领袖潘乔·比亚的被害而分崩离析。大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幸福，甚至连希望都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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