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摄影地点，确实位于一块高低错落、布满坟头的坡地之间；“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或席地而坐，或盘腿趺坐，或跷着二郎腿，或径直趴在草地上，神形情态皆轻松自若。那居于照片中央位置的，则是一袭长衫，随意坐于坟地间，右臂还盘搁在一块墓碑之上的鲁迅。其人正前方，则是一身西装革履，侧身斜倚于坟地间，身侧还搁着一支“文明棍”手杖，绅士派头十足的林语堂。照片上部中央空白处，写有“留别鲁迅先生撮影纪念，一九二七，一，于厦门南普陀”字样。

初次看到这张“合影”者，恐怕都不得不惊诧莫名一番。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中青年学者或作家，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踞于无名坟地之间，仿佛将这本有着诸多民间忌讳的地界，径直做了新年文学沙龙的场地。

关于这张合影，俞氏在初次撰文忆述二十年后，复又重新修订旧稿，以《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为题，于1956年10月发表在了《文艺月报》，其中又有这样的记述：

“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

至于说鲁迅曾拟将在坟地中的单人照，用作自选集《坟》的插图，但可能因故没有在是书初版时“赶印”出来；后来三次再版重印是书，也还是未见将这张照片附印，究系何种原因，至今还无从确考。

俞氏时隔二十年的这两次忆述，两次提到鲁迅的那张单人照，因为照片本身迟迟没有现身于世，也令后世读者亟欲一睹真容的兴致倍增。其实，若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当年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鲁迅先生作品展览会”的读者，就会惊喜地发现这张照片，就曾现身于展览会上。如今，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已为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鲁迅当年将其赠与作家章廷谦（字矛尘），并题上了“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仅就笔者所见，鲁迅在厦门坟地间的单人照，除了如今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中，鲁迅签赠章氏的这一张之外，应当还存在另一个“版本”。

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1年11月印制的《鲁迅》图片集中，就有一枚印有标示为“鲁迅1926年秋摄于厦门”的照片影印件，经与鲁迅签赠章氏的那张单人照的图像比对，应为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但无论是拍摄的取景角度，还是鲁迅本人的身姿，二者又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或也正因如此，书籍编选者在标示拍摄时间上产生了误判。

无论如何，考索至此，鲁迅在1927年新年来临之际，却偏偏要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之来龙去脉，终于全部浮出了历史长河的幽深水面。那个时代学者迎接新年度、开启新生活的方式，真真是思想上的特立独行，更兼言行上的标新立异，称得上是对旧时代去意已决，对新时代满怀期待，因之一切自发之创新，皆为彻彻底底的辞旧迎新。

《民国日报》元旦增刊头版（局部），1927年1月1日。

《胡适之是小兔子》，原载上海《立报》，1949年3月19日。

胡适 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1927年，著名学者胡适也迎来了自己36岁的“本命年”，但这年的公历元旦与农历春节，胡适都是在海外度过的，真真是一个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事实上，自1926年7月17日，因应邀出席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胡适离开北京，赶赴伦敦，已开始了漫长的海外“跨年”之旅。期间又因李大钊的建议，绕道苏联，于7月末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8月4日抵伦敦。四个月之后，12月31日夜，胡适登轮赴美，此行乃是为完成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

当时，关于胡适早年归国赴北大任教时未获博士学位的传闻，坊间流传已久，因这一传闻对胡适有所讥弹乃至发动抨击者，大有人在。因此，1927年胡适开年即开启的，跨洋万里而去的“学位之旅”，注定是一次终结坊间旧闻，同时也不乏海外新闻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从1927年1月12日抵达纽约始，2月4日，胡适赴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并正式取得博士学位。两个月之后，4月12日，胡适从西雅图登轮，启程归国。据不完全统计，胡适于1927年赴美所做讲演的次数，比之此前不久（1926年）在英国所做的十次讲演之数，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略多。简言之，胡适的1927年美国之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次“学位之旅”，而是逐渐衍变为了“讲学之旅”。多次的海外讲演，生动且充分地表露出了胡适这一时期的个人观念及思想动向，颇值得后世读者与研究者有所关注。

在这些海外讲演中，有一场以中文宣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必将到来的讲演，尤为引人注目。时为1927年4月3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对众多华侨做了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过去及将来》的讲演。为之现场记录并整理刊发者为孟寿椿，早年就读于北大，也算是胡适的学生。

面对海外华侨群体, 胡适此次讲演开场即语：“侨胞诸君！我因不会说广东话，不能直接与诸君讲话，抱歉得很！”据此推想，现场或许还有兼通国语与粤语的“双语助理”，当场进行一些同步“翻译”工作。

此次讲演主题仍是“新文化”运动。胡适言简意赅地归结道，“新文化运动，也就是革命运动，可分做四步来说”；而这“四步”及其递进关系，可以简要地表示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革命”运动的发展，就可以分为这四个步骤来进行，也可将之视作四个阶段来实施；且这“四步”之间彼此联系，彼此递进。

这一论调承袭着胡适十年来的一贯立场与思路，并没有什么更标新立异的惊世骇俗之论，变态版天剑狂刀网页游戏，不过，接下来胡适话锋一转，将“俄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较，乃至将这一比较结论递延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而提出“我们要想改造中国，也需要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应当还是在场的美国华侨群体首次听闻。事实上，仅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来考察，此次讲演也极可能是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