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丁卯年”那些事儿，96年前民国文人的新年新生活

2023年将迎来中国农历癸卯兔年。96年前的1927年，农历“丁卯年”也是一个“兔年”。在这一年的年初，辞旧迎新之际，民国的文人们都是如何度过的呢？

“蔡孑民先生最近之摄影”，原载1926年《国闻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蔡元培 重申“有饭大家吃”

据著名教育家许德珩的忆述，胡适曾开玩笑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三只“兔子”，即指同属兔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自己。

遥思“五四”运动之后，身处时代风潮中心的“三只兔子”重新开启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老兔子”蔡元培愤而辞职，“中兔子”陈独秀转战上海，“小兔子”胡适则只谈学问，已然是各行其事，各奔前程。

八年之后，时至1927年，这个“丁卯年”的到来，三个“兔子”又各自迎来了自己的“本命年”。尤其是“老兔子”蔡元培，这一年，这位开风气之先，颇为社会各界推重的北大老校长，进入花甲之年，也得以从繁冗校务中抽身而出，投身到更广阔的公共事业中去。

1927年元旦，上海《民国日报》为庆祝新年，特意印行了一份“元旦增刊”。刊物头版头条，即是蔡元培所撰的颇有些“社论”性质的文章，题为《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

原本，“有饭大家吃”这句话，是曾经的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说的，本意是强调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合作。这里的“大家”，并不是举国民众，而只是既得利益者群体间的称谓。1927年正值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之际，蔡元培将这么一句“有饭大家吃”的俗语，在新形势下拈提了出来，并且重新定义与解说，特别指出这个“大家”，应包括全国的同胞，应指举国民众，而非单指军阀与政客群体。

“有饭大家吃”的前提，自然是“有工大家做”，意即大家有工作，当然就有饭吃。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普通市民大众都能理解，也都认同。蔡元培之所以写了大段文字，来表述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无非是想引申出这样一系列问题：

“至于一国之中，怎样能使各种工作，适应需要；不使一部分过剩而一部分不足？怎样使害人的工作一切消灭，而集中于有益的工作？每一个人怎样能使强制的工作与自由的工作，互相调剂？”

这一系列问题，看似有些宏观与抽象，实际上就是当时阶级压迫非常严重，社会分工显失公平，民生民权遭受践踏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可能也是考虑到普通读者不一定能搞得明白这些问题所反映的社会本质，蔡元培随之在文末直接予以解说：

“现在有一班军阀，率领了无耻的政客，投机的商人，驱遣那些无知识的流氓专作害人的工作，以求达到‘他人作工我吃饭’的主义，这就是不能不革命的缘故。”

蔡元培的观点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军事上的“北伐”，打倒割据祸国的军阀；要通过一系列“革命”，整治弄权误国的政客，以期实现举国民众都有饭吃，皆有工作的基本主张，进而再去实现从安居乐业走向国富民强的治国理想。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即便要实现“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的基本局面，后边也还有很长的一段历史路径要去摸索与奋斗。不可否认，蔡氏本人生前也并没有看到这一治国基本主张的实现，这不仅是其个人人生历程上的遗憾，也是其人所处时代与历史本身的局限。

1927年1月2日，在厦门南普陀坟地间，鲁迅、林语堂与泱泱文艺社青年合影。

鲁迅《坟》，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四版。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鲁迅题赠章廷谦（矛尘）。

鲁迅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且说蔡元培为《民国日报》撰发了元旦专文之后不久，1927年1月7日，蔡氏即从上海乘船赴厦门考察，在新年之际，开启了到福建沿海一带的讲学访友之旅。

几乎与此同时，与蔡元培有着亦师亦友深厚交谊的鲁迅，先前因对北京当局不满，奔赴厦门大学任教不过三四个月，复又对校外流言蜚语与校内人事纷争深感厌恶，再度辞职，拟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就是在蔡氏赴厦考察之际，去意已决的鲁迅，正在着手准备离开厦门，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开辟一片崭新天地了。

1927年开年的这半个月时间里，鲁迅在离开厦门前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呢？

据《鲁迅日记》可知，除了相当频繁地与友人聚会，收寄友人信件之外，一切与平常生活无异，只不过聚会时多了些“饯别”的意味。其中，1月2日的日记里，明确提到“照相”，想来应当是与诸多前来话别的友人们的一次合影。当天，鲁迅还写信给许广平说：

“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

新年之际，竟然坐在一座坟头前的祭桌上照相，会不会犯了忌讳，更不合时宜？八天后，1月10日的日记里，鲁迅又提到当天上午“寄照象二张至京寓”，看来这张合影还曾寄至鲁迅在北京的寓所，足见其欣赏珍爱之意。

在鲁迅逝世约七个月之前，1936年3月21日，曾为厦门大学文学社团“泱泱文艺社”社员，当时已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深造的俞念远（又名俞荻），写了一篇《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披露了这一事迹的大致情况。文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在我们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和林语堂先生欢送鲁迅先生赴广东中大，在南普陀摄影的时候；他自己独自在那些坟墓上拍过一个相片。他自己说：‘这张照片要寄上海去，赶印在那本《坟》上的；以表示那是要不得埋葬了的坟了！’”

这里提到的鲁迅作品集《坟》，是选取作者1907年至1925年的作品汇辑而成的。仅据笔者翻检查证，鲁迅生前印行的四个版本的《坟》里，都并没有看到书中附印有当年在厦门坟地里所拍摄的照片。

好在俞氏此文写成三个月之后，即1936年6月1日，由武汉《西北风》半月刊（第三期）发表时，由俞氏本人提供了一张当年的“合影”，也一并随文发表了出来。至此，关于鲁迅在1927年新年第二天，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方才图文并茂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