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古滕堡拿到第一次印刷出的《圣经》场景 这种观点将麦克卢汉对新技术力量的崇拜同某些人对中世纪传统的尊崇结合了起来，并由此把古滕堡时代及其代表的现代主义知识传统视为一个已被超越的阶段。“古滕堡间歇期”的主要提出者之一、丹麦媒体理论家托马斯·佩提特（Thomas Pettitt）不仅认为“我们不是在迈向更高级的未来，而是在迈向更高级的过去”，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尽管社会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们正在回归很久之前的状况”。按照他的说法，运用新技术的媒体网络使我们有可能复兴一个具有更多的关联性、群体性和参与性，并具有更少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这套理论非常符合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和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等人的社会理论。然而，不同于古滕堡间歇期的倡导者，这些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们对于恢复此种社会的可能性持有悲观主义的态度。佩提特以一种非常愉快而又神秘的语气评论道： 按照正确的拼写方法，“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一词包含在“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studies）一词之中。对于那些正统的神秘主义者来说，一件事情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可以激发你的思考：一个中世纪研究者可以成为一名未来主义者，因为古滕堡间歇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中世纪的。 佩提特使用了“恢复”（restoration）一词来表示这种试图回归一个具有更少的理性和更多的自然性的交流形式的主张。另一位热衷数字媒介的人士特伦特·巴特森（Trent Batson）则提出，古滕堡间歇期已经走向了终结，“人类正开始通过互联网而再次认识到知识具有共有（communal）的属性”。在巴特森看来，古滕堡时代是一个畸形的时代——它偏离了此前的那个更为自然的和注重口头参与性的文化——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属于第二种口传性的时代，该时代将“使我们回归到人类始终保持的交流规范和交流过程”。 这种企图回归中世纪传统的幻想导致了对读写能力及书本的文化权威的贬低，因为它认为，在中世纪的时候，知识的形成和传播是更有参与性和交流性的，而在属于古滕堡间歇期的岁月里，知识的形成和传播则是非自然的。汇集在书本中的客观知识的权威性——实际上也包括一切形式的知识和文化的权威性——都被斥为某种试图建立僵化的和非参与性的等级制的企图，而对于书本的权威性的否定则被说成是一种以解放读者为目标的反等级制的民主化进程的动力。这种对于书本的内容及其权威性的贬低是通过一种为读者争取其应有权力的民粹主义语言表达出来的。 为了避免让人感到自己拥有任何形式上的文化权威，维纳以一种谦虚的口气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像洞察一切和知道一切的记者那样，居高临下地对被动的读者发话”，相反： 数字技术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摧毁了等级制，并创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在这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上，读者可以做出即时的回应，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某些读者对于某个特定主题的了解要胜过新闻记者，并且也更有能力去揭穿谎言。 然而，维纳对读者的奉承并不意味着读者受到了真正的重视。她之所以花言巧语地抹杀读者同作者、记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为了制造一种文化平等的幻象。当她说读者不再是“单纯的读者”，而是能够参与到职业记者和作者的工作之中的新闻制造者与合作者时，她只是在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贬低阅读的文化价值，并重申过去那套“被动的阅读不具有任何内在文化价值”的陈词滥调。仅仅就读者可以同网络记者分享某些奇闻逸事而言，被动的和非参与性的读者才被她转变成了主动的和具有文化参与性的公民作者（citizen author）。 按照维纳的想象，在长达五百年的印刷文化时代，读者是一个由没有思想的个人组成的被动群体，并且只能消极地接受“无所不知的记者”（all-knowing journalists）所提供的权威知识。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成千上万的书籍的被焚、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官僚机构对于阅读可能产生的政治力量和情感加以限制的企图等等，都表明了阅读曾经是并且依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当维纳要求读者变成合作者的时候，她未能认识到阅读——尤其是严肃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活动。 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1967年宣布“作者之死”以来，所谓的作者之死便开始被用来宣扬读者地位的上升。然而，为何作者之死——无论是存在意义上的死还是数码意义上的死——具有某种积极的或解放的文化属性呢？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作者的权威，作者都要为自己的作品负责——常见的那些匿名的且不断变换网页内容的作者除外。读者能够对固定在文本中的观点做出回应并展开争论。同作者旺盛的创造意志打交道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和令人愉快，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体验，阅读才具有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那些对作者之死感到高兴的人士声称，被解构的文本之中并没有什么不变的意义，因而欢迎各种开放的解释：“确定文本中的意义属于读者的责任和特权。”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通过处理手头的文本（不仅仅是书本），读者成了意义的权威决定者和真正的作者”。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读者总是作者话语的解释者，而且阅读总会涉及对意义的寻求。然而，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中获得的意义并不同于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文本中的意义。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中，意义是同寻求真理的活动相结合的；在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文本中，意义则具有片断性和独断性的特征。 试图解构文本并剥夺书本的权威性，导致了对阅读的前提和文化内涵的质疑。正如伯克茨所评论的那样，这种将读者的想象力从“作者施加的全程引导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尝试意味着“必然性将被随意性取代”。然而，阅读活动最令人兴奋的和最具转化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读者进行解释并获得意义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学会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正如诗人弥尔顿曾指出的那样，读者的力量和真正权威都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判断力而获得的。意义一旦被当成随意性的东西，便会降低读者通过阅读来发展其判断能力和阐释能力的可能性，从而在事实上剥夺了读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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