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今天无疑是一个旅游景点了，尽管，新近播出的以此地命名的剧集又把观众拉回了30多年前的恐怖现场。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中心，每当一位外国观光客出现，几分钟内就可能被人用带着俄式口音的英语搭讪，“切尔诺贝利，YES？切尔诺贝利，NO？”搭讪者的手中晃着介绍切尔诺贝利的小册子。

中国游客对此类场景并不陌生——在北京火车站广场，耳边总会传来“长城一日游”的吆喝声。

人类记住灾难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切尔诺贝利，一种方式是将它变成旅游目的地。乌克兰当地旅行社推出了切尔诺贝利一日游或两日游套餐，只有成年人可以报名参团。如果是只有两三个人小规模的“深度游”，需要支付每人每天300多美元的费用。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自美剧《切尔诺贝利》5月播出以来，去那里的游客人数飙升，当地一家旅行社5月以来预定量增加了40%。

中国游客黄小婉最终选择的是一日游。她对记者解释，两日游意味着要在禁区里的酒店住上一晚，身体受到的辐射也会增多。考虑到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这种担心并不是个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8吨多的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随着大火进入大气之中。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发生了。

33万多人被迫撤离。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是1945年美军投放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爆炸总和的100倍。毒云飘到了西欧甚至北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发布于2005年的一份报告说， 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60多万人遭受过量辐射，死亡人数可能达4000人。

而现在，怀着好奇或冒险的心，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又纷纷回到切尔诺贝利。

旅行社的套餐经过了精心安排。大巴车会带着游客来到事故发生时的幼儿园、体育场、医院，当然还包括出事的4号反应堆。

爆炸发生后，苏联政府以4号反应堆为中心，将30公里半径内多数区域划为禁区，撤走居民，用铁丝网围了起来。

但从2011年起，魔域永恒页游私服，根据乌克兰政府的决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地区对普通游客开放。其实在此之前，私自进入这一区域考察的游客就已存在。

到此之前，游客们大都听过某些传闻，诸如这里的老鼠在遭受辐射后变得硕大无比。

但是，想要看到怪物的游客们要失望了。这里没有传说中的硕鼠，也没有变异的大鱼，偶尔能见到一些动物，但看不出什么异样。在核反应堆附近的草坪上，黄小婉看到几条狗在打闹，她盯着看了很久，发现“还挺正常的”。

2016年，切尔诺贝利禁区被划成了自然保护区。此前曾有传言，辐射造成了当地生物的基因突变，狼的数量激增到300多头。有科学家专门就此问题去调研，发现狼的数量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同未污染地区的一样。

极具讽刺性的是，灾难让切尔诺贝利成为某些濒危物种的避难所。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人类。

报名之前，另一位中国游客卢桢也有点担心辐射。得知他去了切尔诺贝利，有朋友问他，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

“当时不知道其实没那么危险。”卢桢说。实际上，目前在切尔诺贝利一天人体所受的辐射量在3~5usv之间(usv为辐射剂量的基本单位之一)，约等于乘坐一次跨国航班所受辐射量的八分之一，相当于做一次胸透CT所受辐射量的两千分之一。

整个旅行始于管控区外围的第一个检查站。检查站的士兵会按照旅行社递交的名单仔细核对护照。游客还需要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会身着长衣长裤，不触碰隔离区里的任何物品，皮肤不与地面、草木、建筑有任何接触。

有些游客会花上10美元，买一个计数器，随时测试辐射值。越接近隔离区的核心，计数器的数值越大。正常数值为每小时0.3usv，超过这个数值，仪器就会发出警示音。个别地点，数值会激增到每小时几百usv。

若不是计数器不断起伏的数字与声响，与旅游大巴上循环播放的事故纪录片，除了破败，游客对切尔诺贝利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就像所有无人居住的农村呈现出来的那种破败感一样，这里几乎听不到鸟叫声，也看不到什么人影，年久失修的大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走进切尔诺贝利镇，经过苏联第二大雷达“莫斯科之眼”，第一个有着人居痕迹的是被树林包围起来的幼儿园。

这里光线昏暗，墙皮剥落，地上堆积着腐烂的落叶，不断冲击视觉的是与儿童有关的各种元素：失去前轮的三轮车、丢在墙角的拼音字母表、散落一地的书籍，还有放在铁架子上失去眼珠的洋娃娃。

因为每一个物件位置都“太适合被拍照了”，卢桢感觉有些刻意，“给你营造出来一种惊悚、痛苦和悲叹”。向导告诉他，军方每个月都会派人来清理景区建筑，一些残破的物件会被替换。

人为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真实体验。但在曾经弥漫过核辐射的建筑空间里，卢桢仍感觉到一种震撼，他仿佛回到了灾难降临前的时刻，听到教室里的笑声和读书声。孩子们可能还会去森林里摘蓝莓吃。但这一切被一场灾难摧毁了。

卢桢也是一位父亲。看到那些书籍和写了一半的日记，他觉得像是能看到这些年幼的生命在事故中的消逝与迁徙，“感受到的是给他童年带来的巨大阴影和改变”。

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代表性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口述史作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离开了切尔诺贝利，暂居在某城市。儿子上学第一天就哭了。老师们让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女孩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这位母亲说。

因为辐射，有的孩子生下来即有畸形。有位母亲对遭受了辐射的女儿束手无策，写了十几封信给科学家：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

还有的孩子连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中国游客刘征博(应受访人要求化名)走进了接诊孕妇的126号医院，他看到了窗边一份发黄的医疗记录，上面记载了当时流产的孕妇，那些母亲们的名字、职位、年龄都被漂亮的字体一一写在了上面。他的向导阿列克谢坚持用乌克兰语把那些名字一个个念了出来。

儿童是核事故中脆弱的群体。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核事故发生之后，有239万多人因核事故患病，其中，45万多人是儿童。

在整个禁区的核心——4号反应堆，也能找到与孩子有关的故事。此处一座纪念碑旁的墙上刻下了一群消防员的名字，他们是第一批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当时他们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

其中有个消防员叫瓦西里，那天晚上，他告诉身边怀孕的妻子露德米拉，反应炉失火了，自己去去就来。

5个小时后，妻子在医院里见到了瓦西里，他全身肿胀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医生告诉露德米拉，不准抱他、亲他、靠近他，她的丈夫现在是个小型的核反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