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瓦西里的尸体和他的所有物品都被塞进一个锌制的棺材里，安葬在莫斯科公墓。处理事故的特别委员会告诉露德米拉，不可能交出她丈夫的遗体，因为他有强辐射。如果有人抗议，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是国家的英雄，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两个月后，露德米拉生下了一个女儿，但4个小时后，这个女孩就死了。她救了露德米拉，像一个避雷针，她替母亲吸收了辐射。

去切尔诺贝利之前，黄小婉就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里知道了这个故事，“太压抑了”。令她难忘的一个细节是，瓦西里看到病床前放着一个橙子，想拿给妻子吃，妻子却被护士提醒，那个橙子也带有辐射。“温情和灾难的对比”，黄小婉感慨。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它们大多数被尘封在一张张海报里，一块块墓碑上，一个个雕塑的基座上。

当年，工人们在遭受强辐射的情况下，在4号反应堆上用半年多时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的石棺，以抑制辐射物外泄。今天，计数器在这里记录的数值仍达到正常辐射值的400多倍。

3名英勇的潜水员也拥有一座纪念碑，灾难发生后，消防员第一时间灌注的水在水泥板下方积成了水坑，如果不是这3名勇士潜入地下室将排水阀门打开，成功将水排干净，一旦放射性岩浆接触到水，将引发比第一次爆炸更具毁灭性的灾难。

根据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所述，共有10万名军人和40万名平民参与了后期的清理工作。地面上的动物被枪杀，房屋被一间间摧毁和掩埋。有人负责在核电厂屋顶清理石墨，这些石墨从反应炉中喷出，每一片都散发着极高的辐射，1小时内就能致人死亡，机器人在这里也失灵了。但为了保证石棺能尽快盖住还暴露在空气中的反应堆，人们只能亲身上阵。有些人不想去做，但不得不去。

据切尔诺贝利基金会统计，“清理人”中的20%逝世于2005年前，在人生的壮年阶段。超过90%的“清理人”都有辐射引发的健康问题——甲状腺癌、心脏病、呼吸问题和消化道问题，等等。

爆炸7个月后，石棺终于建成，盖住了4号反应堆。2016年，旧石棺30年使用年限到期，被新石棺取代。新石棺由28个国家援建，耗资15亿欧元，使用年限是100年。100年后将如何应对，仍然未知。

在巨大的石棺面前，游人们静悄悄的。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会被向导反复提醒，再往里靠近，辐射将增强。人们只能远观，并站在雕塑前拍照。没有人大声说话。

旅行社的路线里，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当年因核电站而繁荣、后来被废弃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它距离核电站仅有3公里，事故发生后变成了一座“鬼城”。

几乎所有来访者都对这里印象深刻。青黄色的苔藓爬满了路面和阶梯，虫子在植被中穿行，走在那里，黄小婉感觉，掩藏在树林中的学校、医院、酒店等建筑已宛如一体，干裂的游泳池、残破的看台、生锈的碰碰车，到处呈现出一种末日般的景象。

事故发生前，这座为了核电站而生的城市曾聚集了高科技人才，是乌克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

游客们现在只能从大巴车上的纪录片画面里认识这座城市：标准的苏式建筑分布在开阔的道路两旁，穿着制服的科技工作者们开着车去上班，推着小车去超市购物，据说，那是当时乌克兰区域内唯一一家超市。正在举办运动会开幕式的体育场，一个儿童正高兴地和妈妈待在一起，拿着气球和糖果蹦蹦跳跳。

“那些人现在都不在这里了，小孩的笑容也不会再在这里出现了。”这种对比带给卢桢一种剧烈的冲击，“这比建筑本身的破败还要震撼。”

普里皮亚季的必游之处是一座摩天轮。它黄色的外观是萧条景象中难见的一抹亮色。计数器贴近摩天轮的座舱，会测出辐射数值超标4万倍。这座摩天轮命运多舛：原计划在1986年5月1日正式开放，开放日的4天前，爆炸发生了。爆炸次日，它只临时开放了几个小时。

事故发生的那天，这座城市的居民跑到了阳台上，人们把孩子抱起来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反应炉散发出来的深红色光芒。

“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一名居民事后这样向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描述。

爆炸发生后30个小时，近5万居民才被通知撤离，超过1000辆巴士抵达普里皮亚季，居民只有两小时撤离时间。政府承诺，撤离只是两三天。当时，人们都还天真地以为还会回到这里。

事实是，这里成了禁地，只有极少数人最后真的回到了这里。

2015年摄制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的大娘们》记录了一群回归老人的生活——根据当时的估计，在禁区内生活的居民约有100人，多是老年女性。

他们说，搬到别处后，当地人讨厌他们，说他们身上有辐射，他们又回到了切尔诺贝利。

有人从避难处步行70公里跑回来，拉开铁丝网，钻了进去，回到家里。有人回来以后，抓了一把泥土放进嘴里，发誓“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当地政府默认了这些返乡者的存在，并且持续调查这些人的健康状态。多年以来，他们生活在禁区，在这里种菜、养鸡、养猪、钓鱼，在这里生活并在这里死去。在一些节日，比如“复活节”，还会几个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伏特加。复活节对这些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1986年的可怕灾难发生时，人们也在为庆祝复活节而忙碌。

在距离核电站15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刘征博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此人在事故后不久就回到了切尔诺贝利，并在家中的菜地里种满了胡萝卜、土豆，准备在这里度过余生。谈起那场灾难，他的表情淡淡的，仿佛已经是一段遥远的记忆。刘征博没好意思问什么，觉得已经打扰，“不知道怎么再问下去了”。

如今，切尔诺贝利还生活着大概3000名工作人员和少数科学家。他们定期轮休，以代谢掉工作期间的辐射残留。这里还有近100名向导，轮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向导阿列克谢告诉刘征博，旅游业收入的一定比例，会用于援助回到这里的居民和其他受辐射者，尽管还远远不够。

在通往一个个景点的路上，他一直跟刘征博强调，“这不是游览，是访问。”

切尔诺贝利当下的处境并不乐观。禁区内大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正快速坍塌，清理和维修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以这样的境况下去，到2050年，切尔诺贝利很可能变成一片真正的废墟。

临走前，刘征博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算是对当地的微薄支持。作为一名游客，他只能做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