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另兼《人文》学术集刊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教材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尤以“五四”时期思想史研究见长。出版有《启蒙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2015）、《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2014）、《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2007）、《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1998）等著作。

《斯文在兹：〈学衡〉典存》（上下），张宝明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398.00元

　　编者按：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辗转十年后，终因内外交困而停刊。三十年后，有人请《学衡》杂志主编吴宓撰述创刊始末，得其回复：“《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时值《学衡》创刊百年，张宝明教授以《学衡》典存昭示“斯文在兹”（《斯文在兹：〈学衡〉典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我们重审学衡派的是非得失、思考学衡派的当代启示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华读书报》就此专访了张宝明教授。

　　■受访人：张宝明□采访人：王洪波

　　中华读书报：您先后主编《新青年》读本多种与《斯文在兹——〈学衡〉典存》，呈现近代中国两股截然相对的思潮，有着什么样的考量？

　　张宝明：有两点考量。第一，《学衡》宛如一艘沉潜多年且渐行渐远的“人文集结号”，百年了，是时候打捞了！而且需要我们耐心地打捞与梳理。作为近代中国“人文方舟”的《学衡》，如何评价，我们需要跳出“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传统窠臼。班固《西都赋》有言曰：“方舟并鹜，俯仰极乐。”

　　第二，很多同仁看到这个编选本后会想：开始转向了？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我将《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而且编选过三种不同形式的《新青年》读本。我研究《新青年》的过程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就是《学衡》，它是《新青年》的伴生物。所以，走进《学衡》是必然的。

　　过去，我们曾为《新青年》编选本拟过一句话的宣传语：“不读《新青年》，就难以读懂近代中国。”如果回到《学衡》，完全可以说：“在这里，读懂中国与世界。”《学衡》有很多牵挂，与《学衡》相遇也就有了一层牵挂的牵挂。

　　就这套书而言，首先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的约稿。没有倪先生的执著，就没有今天这个“斯文在兹”之“典存”的面世。而就本人而言，做这套书有三个“心动”的因素。一是《学衡》在当年文言文大势已去的背景下，以“舍我其谁”的气魄主动担当起挽大厦于将倾的文化复兴责任，充分彰显了“文不在兹乎”的悲壮，充盈着满满的人文悲情；二是《学衡》以“明其源流”的方式向“与日月同辉的经典致敬”，贯穿着“理解”“认同”“同情”之人文温情；三是《学衡》在“家事国事”的关怀中，更有“天下”“世界”的视野和胸怀，流布出人文承诺的多情。这“三情”合起来看，不能不说《学衡》的文字是20世纪以来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中华读书报：请问您说《学衡》留下的文字可以帮我们“读懂中国与世界”的含义是什么？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学衡派同样在“睁眼看世界”，却表现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您觉得该如何理解这一反差？

　　张宝明：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历史事实，《学衡》的担纲者都是学业有成的海归。他们怀揣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按常理，无论是留学东瀛还是留学欧美，一定是以“他山之石”的心态面对世界，在中西文化的情理中做出伯仲、轩轾的判断。然而，学衡派面对当年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呐喊，始终保持了一份冷静与警惕，不忘守护自家本色。这个本色是不以他者为“喜”，亦不以“己”家为“悲”，而是在喜忧参半、忧乐圆融中建构起中西互鉴、古今汇通的文化通约，他们在保守主义的标签下承载着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开放维新之道。

　　与新青年派中的“万事不如人”“悔过自新”甚至全盘西化不同，学衡派的内省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呵护文化、维护遗产的自觉特征。固然，天剑狂刀页游公益服，新青年派知识同仁也有过“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矫枉必须过正”的自我开脱，但总的文化倾向上却不能不说与《学衡》诸君的文化拣择是格格不入的。就《学衡》的“中正”而言，今天看来，它更为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是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学衡》所呈现的开放，不是“去中国化”，更不是“全盘西化”。进一步说，即是在不分轩轾、难为伯仲的基础上，打通域界、族界与国界，以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心态渐行渐近。这显然也是一种求真经、悟真道并“止于至善”的文化心态。

　　顺便说一句，《学衡》与《新青年》在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意识上都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学衡》的自信表现为内敛的、低调的、谦和的自信，具有深沉优容、从容淡定、大气宽容的人文气息。它的自信来源于深层底蕴中的内涵与镶嵌在骨子里的硬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辐射与散发。这里，我们可以称其“有节（制）的自信”。《新青年》的自信则表现为张扬的、高调的、外倾的色彩，时不时流布出激进、超能的积极锐气。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无制（衡）的自信”。归根结底，在学衡派眼中，劝谕人类节制乃是文化的应有之义。

　　在学衡派看来，从事新文化运动者就是挟西方文化以令国人的典型“自信”者，这一以西方文化为上的新青年派恰恰不是“自信”，而是“他信”。在“信他”还是“信己”这一选项上，学衡派的文化心态呈现的乃是一种厚重、稳健、中正的消极自信。骨子里的自信流布在创刊号的简章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由此而来的文化“怀柔”同样能赢得八方来朝的“远人”格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的就是这一文化景象。

　　中华读书报：《学衡》以倡导新人文主义为主导，请问新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有什么区别？进而请问，《学衡》倡导的新人文主义与《新青年》主导的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同？

　　张宝明：首先，我想纠正一个观点，《学衡》倡导的是人文主义，而非倡导“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作为一个名词并没有被学衡派所提及，而是后人在概括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时所提出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区别。如果硬要作出区别，也可以说是时代价值观念的渗透而已。在本质意义二者还是源流合辙、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