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猛士”，以守成为基调的学衡派同仁则有一种“明知山有虎”之责任担当。他们冒着“不识时务”之嫌，可能会成为社会的笑柄，甚至被看成不自量力、螳臂当车，但在他们温文尔雅的“斯文”背后透露了对华夏文明的坚守。

　　针对《新青年》诸君看似策略的“矫枉必须过正”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心理，《学衡》同仁有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懑。对文白之争中“不容讨论”的做法、新旧之辩中的“绝无调和之余地”的做派，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他们口诛笔伐。

　　在《学衡》那里，新文化运动中反对调和、折中，倡导“过正”的偏执言行，完全违背了人类文明进程中规约、拣择、中和、谦卑的人文向度。不容讨论、不容调和的下一步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破旧立新思维。立新不必破旧，新的只有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上才能推出。因此，当新文化同仁以西方文化作为压倒式价值观来取代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时，学衡派同仁告诫他们，正道的人文发展观应该是互助、互鉴、互济，在并行不悖中协力前行，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多元与多彩的文明不应是谁打倒谁、谁压倒谁、谁消泯谁，“我者”与“他者”、“新”与“旧”共存更为符合并立竞进的文化格局。

　　中华读书报：《学衡》核心人物吴宓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断言：“《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您认为这在今天得到印证了吗？

　　张宝明：吴宓先生的断言，隐含着一个问题：只有当历史认知到《新青年》派的不足，重新检讨新文化运动的得失，《学衡》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新青年》与《学衡》的对峙带给近代史一种张力，其意义在于：要建构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伦理共同体都非一日之功。这种历史张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和《学衡》在很多方面是相互发明、互为补充的。

　　百年后的今天，重读《学衡》，我想说的是，《学衡》不但不是民主、科学的阻碍者、反对者，相反倒是民主、科学的积极拥趸。在他们保守的名声下，其显示出的开放视野丝毫不亚于《新青年》。就家国情怀和世界胸怀来看，也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们以中国传统的“过犹不及”的维度来丈量着自己前进的脚步而已。

　　中华读书报：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吴宓先生曾言：“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新旧问题应该说是《新青年》与《学衡》争执最大的焦点所在。今天我们如何理解这一说法的意义？

　　张宝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在当下。何者为新？何者为旧？这不是一个楚河汉界的问题。新旧可以对峙，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替代。从《诗经》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诗句、孔老先生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联想到从古希腊就开始的箴言“弓”与“箭”的关系，再到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关于“对立造成和谐”的“六弦琴”关系解读，都能佐证这一点：新，不意味进步；旧，不意味落伍。梁实秋曾这样直截了当地说：“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对此，吴芳吉、曹慕管、吴宓都专门撰文予以辨析。他们认为，严格意义上“新文学一词，根本不能成立”。周作人有一个“新旧”说：“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本来就并不需要打上“新”的标签来增值，更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失色，反之亦然。

　　在学衡派诸君看来，对“吾国文化”中“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的经典视而不见，这无异是文化上的“自残”。舍近求远不如近水楼台，真正的人文之道在中国本土悠长、光辉。在喜新厌旧、厚今薄古成为常态之日，吴宓“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的判断，不能不说是学衡派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