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特对经济学理论里程碑式的原创性贡献是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划分，以及对企业性质与利润来源的揭示和论证，以及对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性拓展（当然还有其作为经济学著名教授所取得的杰出教学成就）。而在《经济学的真理》这本书中，更多展现的是其对经济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对市场失灵与自由竞争经济的矛盾和局限问题，，以及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复杂人类动机与社会行为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适用性与局限性方面的深刻思考。对应于原创性贡献给经济学带来的理论“建构”，奈特的这些思考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的“解构”性梳理，在客观上对“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理论以及无所不包的经济学学科意识进行了“祛魅”，促使人们对经济学应用的有效性、对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对象和范式等进行多方位的重新思考，对后市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其他经济学大师一道，共同推动型塑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形态。

　　这种“祛魅”体现在多个层面。

　　比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奈特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仅只是人的“经济动机”或者说是“物理动机”，这种动机仅是人们限于“谋生”的最基本需求，远不是生活的全部。奈特认为人的动机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为行动而活着”，比如延续个体与种族生命的需要，对生命的热爱；人们活着，“为的是实现他们认为值得过的那种生活”，包括情感的、文化的、审美的、道德的动机与社会目的，这些方面远不是物质动机所能够覆盖。经济学把人的理性限定在物质层面，并由此作为衡量人们活动的唯一标尺，这一假设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再如经济学研究领域。奈特认为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经济及其价值度量“把社会生活等同于商业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所有的价值都被简化成了货币度量，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只能进行货币形式的计量与约束，无法体现社会的善、恶、真、假、美、丑，无法体现值得为之生活和工作的目的，无法强调经济文化背后的非技术因素，如政治、心理、智力和宗教因素等，并且通常带来人们行动的扭曲。“每一个人都被迫参与经济游戏，并按照他在游戏中取得的成绩接受裁决，无论他的活动领域或兴趣是什么，他都不得不把他所感兴趣的活动作为副业”，体现出经济学研究（反映、计量与评价等方面）的局限和错位，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的重大缺憾。

　　对于市场机制作用问题，奈特指出了市场的不完美性，以及完全竞争、也即是市场主体之间完全的自由讨价还价的不可能性。奈特认为从真正公平角度，现实中并不存在、实际上也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竞争中性”。关于竞争，奈特认为完全的自由放任并不可取，竞争至少应该有伦理的底线，“一个经济体系必须面对的伦理学问题是它允许什么类型的需求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可以用一个现实类比进行注解：吸毒“需求”应该被允许吗？）。而对于现实中放任自流的市场，奈特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质疑。奈特指出，由于在市场契约定立过程中存在“个体代表的限定性问题”，竞争个体在财富、文化、教育优势和经济机会继承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性，市场主体在交易机会、成本、要素、信息等掌握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交易者对未来信息预知能力存在差异，交易主体进入市场过程中的方式存在差异（比如联合进入比竞争进入可以获得更多优势），市场自由需求本身存在着的“外部性”问题，交易主体“缺乏远见”、当期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存在如何权衡的问题，契约与计划执行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问题，如此等等，都使得市场主体之间不可能存在真实的平等。奈特进一步指出，自由竞争市场定义的个人需求也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因为一个人的需求总是关联着其他人的利益，不可能不影响他人，实际上，“个人之间的交易或契约，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对不直接参与交易的人造成影响，从而产生相应的交易代价”，“在一个发达社会秩序中，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几乎总会给外部人造成有利与不利的影响”，即所谓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由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广泛存在，奈特认为完全放任竞争在实践中的不合理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规制，而规制涉及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以及历史、习俗与社会道德等问题，而经济学对此全然没有涉及。

　　对经济学作用与限局的认识也涉及到与多种科学的关系问题。奈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涉及到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与纯粹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在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方面存着的诸多问题，使得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既往的经济行为，但在预测与改造未来方面的作用有限。经济学涉及对人的动机和行为的研究，而人的心理易变性，认知、动机与利益的差异，以及由个人与集体行为共同博弈过程中的“动态作用”指向的结果，总是难以预先精确地进行确定，由此通常就难以保证反映变量与结果之间对应关系的“科学性”。这使得经济学只有在研究方式与工具运用方面，才存在易于辨识的科学性，比如数学与统计学知识、工具的运用等，但在预测和建立在预测基础之上的政策制定方面，则难言存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性。所以奈特才不无讽剌地说，“在有限范围内，训练有素的判断力和人类天生的洞察力，似乎比任何可发现的规律都更能有效地预测未来”。而预测总难以避免，还需要创造条件，更多考虑与着眼于历史与现实逻辑，运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技术方法，融合进行解决。

　　奈特的上述观察与对经济学局限的揭示，本质上也是对资本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批判和反思，这些思考推动经济学在重新解构的基础上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对诸多的经济理论分支如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产生了深刻启迪，并直接催生了规制经济学的诞生。同时，奈特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管制理论，乃至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领域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广泛探索，丰富了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并将经济学方法与应用工具反向推进到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由此，透过学科的广泛比较，奈特的这些贡献使得他所开创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联系在了一起，使人们更增添了对经济学魅力的新认识，这是经济学在解构之后的“返魅”。而对经济学“祛魅”与“返魅”的交织性认识，正是我们对《经济学的真理》一书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本文发表于2020年3月6日《证券时报》专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