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童文学自兴起之时，就注重神话对引发儿童兴趣、启发儿童智识、培养儿童德性的意义。但在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对神话的挪用、转化受到当时对神话的文学、文化意义阐释之影响。萧袤的“童话山海经”“童话庄子”将神话看作儿童文学的一部分，他承袭了20世纪前半叶将神话与仙话、妖怪故事视为一体的理念；同时，在将神话资源转化为创作内容时，注重对神话“祛魅”后的“幻想性”等文学特性的挖掘，以培养儿童的想象力，既延续了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注重社会价值的一面，又承接了科学文艺（科学童话）的脉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涵与文化标识。此外，他在文艺创作实践中意识到民间文学从文学样式到交流、传播方式不同于作家文学之处，所以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口头与书面“桥接”的特征。

　　关键词：儿童文学; 神话；萧袤；民间文艺；书面文学

　　儿童文学的兴起与儿童的发现直接相关。19、20世纪之交，儿童的教育引起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关注。他们一改中国传统的蒙学教育，转向对欧美、日本文艺经验的借鉴，注重神话等民间文艺资源，以资“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1]。

　　一、神话资源在儿童文学发展中的演化与变迁

　　儿童文学兴起初期，知识界几乎将其等同于童话，所以对于儿童文学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童话。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在童话的阐述与理解中，人类学的进化论学派占主体。当时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儿童的思维类似于处于蒙昧、野蛮时期的人类。童话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表述，广义而言既包括人类学、民俗学意义的童话，也包括文学中专供儿童阅读的故事，即儿童文学。有关童话与神话关系的论述，当时涉及者较多，大多认为：神话是“原始人的信仰”，童话是“祛魅”后的神话，正如赵景深所言：“童话是从原始信仰的神话里转变下来的游戏故事”[2]。在《童话学ABC》中，赵景深进一步提出，“童话是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3]。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的儿童文学中有一部分就是神话。如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学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其“儿童文学读本编辑大要”所列“童话类”材料之一就是“神话”：

　　神话 仙人故事，妖怪故事等，但以不惹起儿童恐怖心的为限。[4]

　　从上述所列神话内容来看，它与现代学术意义的神话概念并不相同，而是以中国传统的仙话、妖怪故事为主。这承续了蒋观云的神话观念，即神话亦为近世小说，多以“西文”“小说”代指。[5]民俗学、人类学领域，研究者注重神话、童话、传说的辨析，但在儿童文学中，关注点不在此，他们将神话、童话、传说都视为文学文本，即“寓言小说，神话，历史故事和科学故事”，注重神话所蕴含的想象力。“如果儿童教育上不著重儿童的想像力，不但儿童的生活，不能丰富，而且要弄到儿童的将来变成一个想像局促，感情呆笨的人”。[6]这践行了19、20世纪之交重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与塑造新民（新儿童）的时代主题。赵景深、叶绍钧、夏丏尊、郑振铎、吕伯攸等，在“征求”“研究”“译介”“创作”儿童文学的具体实践中也遵循这一理念。[7]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神话是否可纳入儿童文学出现过一场争论，学者关注、讨论的焦点是儿童文学中神话的影响与价值。科学知识的引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主题，神话“祛魅”后，其“神性”“信仰”虽然被儿童文学中的“幻想”所取代，但其“神话的思想之痕迹”[8]还保持着，这就让秉持科技救国者认为神话会引导儿童走上“迷信”之途。1924年，周作人《神话的辩护》一文讨论了神话在儿童读物中的价值问题：

　　现在反对者的错误，即在于以儿童读物中的神话为事实与知识，又以为儿童听了就要终身迷信，便是科学知识也无可挽救。[9]

　　周作人指出神话能够“滋养儿童的空想与趣味”，“神话原是假的，他决不能妨害科学的知识的发达，也不劳科学的攻击，——反正这不过证明其虚假，正如笑话里证明胡子是有胡须的一般，于其原来价值别无增减”。[10]后来这一争论集中于儿童文学中的“鸟言兽语”问题。

　　1931年，有关“鸟言兽语”的争论，其核心在于神话与历史、神话与文学、神话与科学的关系，胶着于“想象与真实”“神性与人性”的争执。当然这些讨论都离不开20世纪20—40年代的社会历史情境，即中国被纳入西方所塑造的文明等级体系，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成为文明的两端，出现了将神话、与神鬼有关的文艺（尤其是曲艺）视为迷信的观念，这一影响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文学进一步承担了塑造社会主义新儿童的职责。儿童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工人作家、部队作家、老干部以及教师、辅导员等等”和专业作家如巴金、魏金枝、周而复等，，一起“积极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11]但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中，神话则甚少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承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神话、神鬼戏与迷信关系的讨论，如对《天仙配》中老牛、牛郎、织女、王母娘娘角色、关系及神话母题、主题重新改编的争论。[12]《儿童文学》发表“小说、散文、革命烈士传记、工矿史、童话、诗歌、相声、科学故事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13]，但极少涉及神话；冰心编选的《儿童文学选1959—1961》，包含“散文”“小说”“诗歌”“革命斗争故事”“童话”“科学幻想故事”等。[14]童话中“幻想性”特征被进一步激发、关注，当然“幻想”所指向的是“现实”，即革命浪漫主义。正如日丹诺夫所言，旧型浪漫主义“是描写不存在的生活和不存在的人物”，“新型的浪漫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致力于在明天能够实现的幻想。[15]另则就是非常注重童话的社会价值，尤其是教育意义，这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是各执一端。[16]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儿童文学中并不是完全没有神话的痕迹，而是大多处于隐匿状态，在当时的民间童话和文人童话中，女娲、共工、大禹等神话人物及创世、日月等神话母题经常出现，只是被进一步“祛魅”，如将天宫、嫦娥等与火箭、人造卫星勾连，[17]同时纳入童话的一维性叙事，神话的要义被抽取。不过当时兴盛的“科学童话”中很多移植了神话人物、母题，其兴起与当时发展科技的愿望紧密相连，还有就是对现实的重新认知。[18]

　　20世纪80年代，神话重新进入儿童读物，这一时期重新接续了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的传统，将神话纳入儿童读物，重在发挥其“幻想性”的文学价值，以此批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现实性”的追求及其单线、二元思维。同时进一步延续科学文艺，如叶永烈的《中华五千年之小太极》（以下简称《小太极》），就延续了其“小灵通”系列（《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再游未来》《小灵通三游未来》）的创作脉络，除了纳入盘古、女娲、精卫等神话人物及神话母题外，他还将神话纳入对未来科技世界的描述，文本所描述的科学情景也是未来的“现实”，并进一步拓展了“小灵通”系列中“原子能气垫船”“电视手表”“环幕立体电影”“电子脑”等内容，[19]进一步串联了神话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