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换届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由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据此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毋庸讳言，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是中共元老，但他也同样经历了长期的基层历练，十八大当选出的新一届高层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基层起家的。

中共如何从制度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中央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中央组织部主持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复杂精细的程序进行干部遴选和评估，不断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这套机制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任人唯亲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总体上看，才干和政绩是决定晋升的主要标准。

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被录取者的去向分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经过几年的工作积累后，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包括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包括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工作。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绩效定量考核，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有关部门还频繁广泛地进行民意调查，内容既涉及对国家整体方向的满意度，也包括对各地具体政策的意见建议。在完成对候选人的全部考察后，有关部门还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最后由组织部门汇总整理成详尽的考察材料，报送上级党委，由党委召开集体会议并慎重讨论后，确定提升人选。

完成最初的晋升后，公务人员的发展方向面临多种选择。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具体来说，一位干部可能从经济管理工作调任政治或社会治理工作，也可能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调任国有企业或大学的管理职位。组织部门常常派送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出国进修，了解世界各地的先进经验，比如他们会定期组织一些人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培训。

公务员们经历长期的基层工作锻炼并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后，佼佼者有望再次晋升，成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国有企业。因此，对局级干部的选拔更为严格。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一位干部的职业生涯中，从积累基层经验开始，到进入高层领导序列，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因此几乎所有高层领导人，都有在中国社会各大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管理经验。仅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而言，25人中就有19人兼有领导省、部工作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地方政府的省，在幅员上要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为中央部门的部，在预算上要超过一般国家的整个政府。事实上，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帝国官僚体系是中国的政治中坚和文化传统，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制定了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巴拉克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其资历可能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县的负责人。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在过去的大约30年间，习近平从贫困地区相当于副科的村干部做起，跨过一个又一个台阶，一直做到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在他成为中央领导人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习近平是这一代高层领导人的缩影，他的政治生涯充分证明了选贤任能体制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巨大驱动力，所有位高权重者无不一步一个脚印，履历扎实丰富。

革故鼎新

中国集中化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还能激发政府的创新精神。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经过地方的小规模试点验证后，再总结经验全国推广，天剑狂刀变态公益服，这一模式的成功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邓小平在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创举。在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政府放开计划指令，按照市场原则搞活经济。深圳经济迅速腾飞，中央政府立即总结经验，并把经济特区的政策扩大推广到广东省珠海市、汕头市、福建省厦门市、上海浦东以及海南省的众多地区。

30多年来，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制度试验不断生根发芽，从下至上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选贤任能的激烈竞争激发地方干部中的佼佼者勇于探索，期望通过政绩脱颖而出。在出席十八大的2326名代表中，中国西南偏远省份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颇为引人注目。在刚结束的十八大上，仇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意味着这位55岁的“个性”干部正式步入中共高层。仇和的履历，是中国政治改革者成长的一个缩影。仇和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八个兄弟姐妹中，曾有两个弟弟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夭折。“文革”结束后，中国恢复高考，仇和经由这一改变命运的阶梯，考入大学。参加工作后，仇和先是在政府部门基层历练，于上世纪90年代起任职江苏省沭阳县县委书记。其时沭阳县是全国最贫穷的县之一，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企业，全县人口多达170万，但人均年GDP仅有250美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当时的沭阳县可谓一穷二白，且犯罪高发、腐败肆虐。

仇和新官上任就连烧几把火，果断实行大量实验性政策，在当地引起巨大争议。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实验失败，仇和的政治生命也必将夭折。他的第一把火，烧向了沭阳长期滞后的经济。1997年，仇和推出了市政建设债券强制购买计划，要求沭阳县民众购买建设债券，以支持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据公开报道，仇和规定，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这一举措后来证明是一箭双雕。首先，仇和作为县委书记根本无权开征新税，因此无法通过增税募集建设资金；其次，建设债券为沭阳县民众提供了投资机会，债券持有人后来都收回了本息，这就比纯粹增税更胜一筹。此外，仇和要求县政府所有干部都必须完成一定数额的招商引资指标。为了吸引投资，政府一方面大规模投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税收和土地出让优惠。短短几年间，数千家私营企业蜂拥而来，沭阳县从该地区长期的贫穷落后分子，一举成为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