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创业型经济将帮助中国克服其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痼疾。在中国外部，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人民币升值，正逐渐挤压中国的出口。在中国国内，沿海工业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出口的价格优势。但是，这些问题会在市场中自然消化。毕竟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靠政府高层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培育了一大批活跃的私营企业扎实干出来的。在沿海地区，许多企业的业务正迅速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一些低端制造业开始从沿海向内地迁移，以有效控制劳动力成本，这正好契合了中西部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创新的思路。

中国的创业型新经济更是朝气蓬勃，将继续推动整体经济的高速度和高质量的发展。近年来，无数互联网创业者从零开始，打造全球网络经济的领头羊企业，仅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就在短短几年里创造了上百万的就业和从商机会。

确实，十八大后，政府需要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例如，在某些领域，国有企业过于膨胀，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导致经济活力下降。政府已经看到这些问题，并在酝酿出台硬性要求国有企业向股东分红和其它限制横向扩张的调整性政策。止步不前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有望重启，或将涵盖利率市场化和发展中小型私营金融机构。这将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进一步激活信贷市场。上述种种举措，都将大大有利于资本向产业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日趋开放，社会政策方面也需适时调整。在完善社会管理方面，决策者可能会双管齐下。首先，中共将致力于增强包容性，江泽民时期开启的吸纳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的思路有望继续延续。其次，中共将尝试让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福利管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将出现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令西方人士大跌眼镜的是，新出现的中产阶层并不追求抽象的政治诉求，而是十分关注切实的“民生”问题。要应对如此多的新问题，单靠政府包打天下恐怕不行。因此，向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开放医疗、教育服务领域，就成为一举两得的政策选项。据说广东已经率先开展类似试点。

腐败无疑是最难攻克的关口。近年来，中共一些高级干部的亲属利用其政治影响建立关系网络，以谋取商业利益。从高层到地方，都有政经精英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网，无时无刻不在损害民众对中共的合法性认同。在反腐方面，中共正逐渐摸索出新思路，并有望在换届完成后全力出击。在具体的反腐举措上，很可能是三管齐下。在当前所有的反腐机构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地位崇高，其负责人一般都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纪委权力运作在起动司法程序之前，可直接要求有腐败嫌疑的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繁琐的法律障碍。近年以来，在对腐败干部的追查中，纪委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大。在2011年，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7859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移送司法。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腐败问题曾是一大导火索。自此之后中共对反腐常抓不懈，当前的查处数字接近1989年前的四倍，即为最鲜明的例证。核心领导层的违法违纪问题对中共的威信损害最大，新的领导集体是否会支持中纪委打破禁忌，从顶层果断反腐，将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近年来，国有媒体和私营媒体都日趋独立，已成为政府反腐败的重要支持力量。干部的腐败行为一旦被曝光，就会在网上迅速传播，形成媒体事件。有关部门会迅速追查被曝光的腐败案件，并发布调查结果。这是全新的现象，其中不乏争议性问题，尤其是媒体行业自身也很腐败。贿赂记者和新闻造假早已司空见惯。如果这一情形无法迅速改观，中国的媒体将很快丧失仅有的一点公信力。

因此政府换届之后，或将从加强政治监管和法律约束，促进新兴媒体行业的发展和成熟。政府已在讨论制定有关行业法规，以保护真实、合法的新闻报道，并惩戒诽谤、不实的谣言。或许有人怀疑政府试图以此控制媒体，但更重要的是，媒体应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一个索贿和造谣事件频发的新闻媒体行业，是不可能真正遏制腐败的。

最后，中共会在党内促进开放性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层各种创新性实验的启发。党内竞争将有助于遏制党员的不当行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推行“党内民主”，支持用差额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提法在十八大上获得热烈拥护。

凤凰涅槃

如果十八大的战略规划能够一一落实，2012年将被后世视为世界政治史的分水岭。迄今为止，世界依旧受制于西方式选举民主的话语霸权，认为只有多党选举才能保证良治，并天生具有合法性。与中国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世界正陷入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冷战结束后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然大批消亡；基础设施大量失修而无人问津；政治上无论是选举还是立法，都受制于资本和利益集团操纵；巨额赤字和负债吞噬了未来几代人的财富，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滑态势不可避免。在大西洋彼岸，欧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迅速衰朽。至于雄心勃勃的欧洲计划，现在已无异于一条触礁搁浅的船。而在此期间，中国不仅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还一举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西方遭遇的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于过分自负自满地相信选举制度是绝对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选举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在选举政治下，选出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已经困难重重，有能力的领导人若想在现有体制内有所作为，更是难于登天。即使偶尔有少数出色的领导人上台，还是免不了要面对被政治、法律桎梏牢牢捆住手脚的局面，实际上是寸步难行。就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穿行往来与世界各地，鼓吹选举民主的同时，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合法性正濒临破产。今年11月，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18%；对总统的支持率稍高，约为50%；甚至一直标榜政治独立的最高法院，其支持率最近也跌破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