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的第二把火烧向猖獗的腐败和持续恶化的干群关系。90年代晚期，仇和推出两项开创性举措，提高干部选拔的透明度和竞争性。其一是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以广泛征求意见。其二是引入村干部选举“两票制”，即先由村民在本村党员中票选出若干名村干部候选人，再由党委在票数最多的两人中选出最终人选。

仇和的试验最初遭到当地干部和民众的强烈抵制，但他冒着风险坚决推进，终于成功地把沭阳这个当年全国著名的贫困县带领成为江苏省的工商业先进县，并率先开启城镇化进程，吸引全国不少贫困县前来学习取经。他倡导的干部任前公示制在全国广为推行，村级干部的差额选举方式也已被引入更高层的党组织选举中。仇和本人的政治生涯也更上层楼，先后出任江苏省副省长、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并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某些批评者即使不得不承认中共具备自我改革能力，并且能做到选贤任能，他们依然坚持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西方预设了一个假定的前提：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就是多党竞争选举。依据这一假设，由于中国没有多党制选举，中共的政权自然就是无本之木。中共的批评者还进而沿着这一逻辑，多年来不断预言这个政权行将崩溃，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发展和中共的壮大一再证明着这个预言的荒诞。近几年来，上述预言又改头换面，声称中共之所以还能维持统治，仅仅是因为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即中共政权凭借“政绩”来维系着合法性。

坦率地说，骄人政绩的确是中共合法性的一大来源。据2011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高达87%的中国民众对国家的未来方向表示满意； 66%的民众认为过去五年中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4%的民众相信未来五年生活会继续改善。不过，“政绩”只是中共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真正根基和内核，还须追溯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更为根本性的道德合法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以一组浮雕展示了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历史上顽强拼搏，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按照常理推测，既然中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那么纪念碑的浮雕主题自然应该首先强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如马克思创作的《共产党宣言》，或者1921年中共建党。但事实并非如此，浮雕的开篇主题是1839年的“虎门销烟”，当时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焚毁了没收来的英商走私鸦片，英国借机对华开战，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向英国割地赔款求和，中华民族从此陷入“百年国耻”。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遭受了无数次入侵、战乱和饥荒，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迎来众所周知的历史性转折。一直到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依旧是中国最神圣的公共地标，充分彰显着中共建国的道德权威。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共的宗旨就一直是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是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以此为起点，中共吸纳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式共产主义，而更多契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儒家平等主义诉求。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为现代化的诉求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一起构成了中共深深植根民心的道德合法性，这绝非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政绩合法性”所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就不难理解，在中共执政以来的63年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次极为困难的历史阶段，包括灾难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体包括中下层也从未对中共失去信任。这种信任使中共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反思调整，开展自我革新。从高速的经济增长到成功的太空探索，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无一不使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未来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共获得的政治支持只会水涨船高。

当然，为了保持政治稳定，中共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压制措施。因此，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坚持认为，镇压就是中共得以实行统治的真正力量。他们指出中国实行的严格审查制度、对异议人士采取的打压举措，并对此进行批评。他们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其实中共清楚知道，压制不是巩固执政地位之道，并务实地采取了更巧妙的遏制策略。具体而言，就是允许并保障绝大多数民众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今天的中国民众，要比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享有更多的自由，大部分人可以自由生活、自主择业、自行创业，在海内外自由旅行，在网上公开批评政府而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与此同时，政府坚决打击极少数旨在颠覆中共政权的政治反对人士。众所周知，近十年来网络、报刊上对政府的批评呈爆发式增长，对此政府并未严厉打压；全国各地因政策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每年多达数万起，但基本上都以和平方式平息。然而，政府对于旨在推翻现有政治制度的极少数人绝不会稍有容情，比如激进的刘晓波鼓吹终结中共执政地位，结果就被重判入狱。

当然，中共的执政地位并非高枕无忧。当下，腐败猖獗对中共的声誉构成巨大损坏。实际上，与其说腐败是中国政治制度自身固有的问题，不如说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副产品。一个半世纪前，当美国经历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急剧扩张时，暴力犯罪、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程度比今日中国更甚。就当代的横向比较而言，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位居第75位，且呈逐年上升之势，排名高于很多实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制国家，譬如希腊（第80位）、印度（第95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并列第100位）、菲律宾（第129位）。可见，中共的腐败问题远非无可救药，而且依托民众对中共的高度认同和支持，完全有时间和机会从容应对这一艰巨挑战。

龙的时代

十八大选举产生的新领导集体将在未来十年中领导中国。这十年中，中国将面临重重挑战，而中共自我改革的适应能力、选贤任能的组织制度、深植民心的执政合法性，将成为其战胜各种挑战的坚强依托。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势头令人不安，但这一现象更多属于正常的经济周期，并不意味中国经济遭遇到结构性瓶颈。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由于城镇化和创业型经济的助力，中国经济良好的增长态势将至少再保持一代人。1990年，只有25%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今天这一人数已超过半数，增至51%，并有望在2040年前达到75%。这意味着中国将有近10亿城市人口，产生对新建道路、住房、供能、通讯基础设施等的极大需求。即使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产生暂时性泡沫，也会被巨大的需求消化掉。事实上，在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使决策层必须保持甚至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力度。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以及新增城市人口的生产和消费能力，足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共的政治权威，以及卓越的政策制定和施行能力，将为中国成功实现这一历史跨越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