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虚无主义的发生，也存在着鲜明的逻辑进路，亦即敬畏伦理、耻感伦理、信念伦理的先后断裂与式微，以及相对性价值构建的未完成。“从天到人”的敬畏伦理，是人们在面对神圣天道之时既敬且畏的道德情感，亦是至上天道整饬人间价值秩序的信念基础与伦理形态。“天道”正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所确立的、以一元论道德主义为文化基调的最高价值，它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黑洞”，内在地支撑着整个文化体系的信念与圆融。在“先赋性社会整合”的古代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天道”紧密相连，这个四时流转、阴阳变化的“道—气世界”，是“气”之“生命之源”与“道”之“价值之源”的合一，进而在“敬天” 与“崇祖”的同一中形成了内在超越的“礼教”，“神就在这个世界也包括在人间的‘礼’中，人间的礼仪就是神明的旨意，人与神同在一个世界，所以‘礼教’成了中国的‘宗教’”。它成为政治权威、社会规范、生命意义的终极价值源泉。《论语·季氏》有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荀子·宥坐》亦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春秋繁露·基义》又云：“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从宏观的视角来看，至上而神圣的“天道”，以王权—官僚体系、士大夫—士绅阶层、血缘家族之总体性社会结构为基础，以王权、绅权、族权之一体化权力结构为载体，实现了一元论道德主义自上而下、从天到人的贯注和教化。这种领域合一、政教一体的总体性社会，使“天道”成为一种权力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功能囊括人寰、包罗宇内，既要释义宇宙苍穹，又要规范社会伦理，还要塑造终极神圣，实现了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实体构建。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天道”不仅是抽象玄妙的形上哲思，亦是经验性的形下技术，“从目验的天象推论至微妙的玄理，又从微妙的玄理推广于具体的生活，才是中国人处理所有问题的总体框架”，进而渗透至生产、医药等一切日常生活，支撑着民众对于“天道”的敬畏和信仰。这样，王权只要操控了天学、历法、祭天仪礼，“垄断的、独占的通天手段，在上古是王权的来源，到后世成为王权的象征”，就能使“天道”的形下技术沦为知识权力的微观渗透，与宏观权力一道主导着“天道”的贯注和落实，使民众在“尊尊亲亲” 的身份等级秩序中安伦尽分、各安天命。

 “从人到天”的耻感伦理，是以现实自我与理想人格之间的差距，唤醒人们内心的“耻感”，从而通达“天道”的道德情感与伦理形态。它既是一种底线伦理，又是一种至善伦理。就底线伦理的耻感伦理而言，它是在以仁礼之善为核心的人禽之辨的否定性情感体验中产生的道德自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只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才是“人之有道也”（《孟子·滕文公上》）。其中的动力机制就是能感受耻感的“羞恶之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就至善伦理的耻感伦理而言，它以底线伦理之“善端”为扩充根基，以“家—国—天下”为转换路径，在君子小人之辨的否定性情感体认中，发生以“道”自任的自我超越与君子人格的自我成就，从而在“几希”的原点之上“扩而充之”，就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耻感的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因而它的更深刻的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其实，无论是“从天到人”的敬畏伦理，还是“从人到天”的耻感伦理，都植根于以礼教为准则，以公产为基础，以士绅为主导的乡村社会，依托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与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属于先赋性社会整合与绝对性价值构建的伦理形态。这种社会整合与价值构建形成了封闭的内循环系统，难以从内部产生现代化的动力，根本无力抵挡西方现代性的蛮横，“天道”的崩塌与儒家伦理的知性断裂无法避免。于是，西学东渐解构了天道的知识根基；列强入侵消解了天道的政治权威；科举废除瓦解了天道的阶层基础；资本逻辑荡涤了天道的社会土壤。儒家文化传统遭遇西方文明的“孱弱”，使之呈现为自我贬损的逆向性认同，中国社会在数十年间就与其发生了决然的断裂，民众价值序列中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纷纷褪去神圣的光环，社会深层的精神基础与凝聚国人的文化力量，在先赋性社会结构的解体和危机中陷入失范与涣散的境地。

 “历史目的论”的信念伦理在此时横空出世，便具有当然的合法性，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迫切地需要富有感召力、深具整合性的新型伦理，来完成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与工业现代化的推进。信念伦理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终极意义不再从“空间性”的“天道”中获取，而与“时间性”的“目的”紧密相连。尽管历史目的论的深层结构中仍具有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它却以科学主义的革命乌托邦允诺，赋予了终极历史以壮丽的宏大叙事，宣告了世界大同这一崇高的理想事业，从而使一切与之相关联的政治权威、社会规范、生命意义都拥有了至善的价值源泉，完成了“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最高价值和精神家园。信念伦理的社会基础在于国家机构、政党精英、 行政单位的新一体化社会结构，它取代了王权—官僚体系、士大夫—士绅阶层、血缘家族的旧一体化社会结构，以行政性社会整合替代了先赋性社会整合， 在单位或人民公社的组织中介和政治动员之下，将历史目的论的思想信念倾注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信念伦理以民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作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以平等主义与集体主义作为社会规范的正当性依据，塑造了全民共享的价值图式与意义根基，民众真诚地相信只要奔赴神圣的目的，就会解决一切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