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程序正义亦即形式普遍性的理性构建，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架构现代性推进的关键环节。它不仅要在宏观的政治架构中建立防范公共权力异化的法治体系，划清政府、市场、社会的合理界限，使理性主体的培育和生长具备良善的政治经济环境；也要在微观的制度运行中，以刚性的形式普遍性祛除人为的特殊性，重塑制度规则的权威，确立社会与政府、主体与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均衡。这样，程序正义的形式普遍性便能有效地承载着人民平等之“个体权利”的实质正义，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构建是人民拥有主体地位的现代性，进而完成“显性”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与相对性价值构建。内蕴于形式普遍性的实质合理性与规范价值，也就在制度理性之行为裁判的同一性和惩恶扬善的示范性中得以彰显和重建，成为社会正常运行与良性价值秩序的道德基础与底线伦理，从而恢复功利价值的有序性与规范价值的有效性。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伦理实体的精神构建，亦即国家意识形态、伦理体系、终极价值的现代性推进，实现核心价值与精神纽带的共享，进而克服契约性社会整合之理性对于精神人格的分割与肢解，成为中国社会扬弃价值虚无主义的超越性环节。程序正义亦即形式合理性的构建，以及理性主体的培育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性推进，当然也是中国社会扬弃价值虚无主义的基础性环节，但若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亦将产生理性的异化与心灵的窒息。因此，伦理实体的精神构建就成为超越原子化个人主义，彰显社会主义之新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举措，进而使理性主体在共享的价值、情感的纽带、精神的家园中，拥有自身心灵的滋养和人生的寄托。正如黑格尔所言：“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个个体。”这就意味着，普遍性的精神才是伦理实体的内在本质，理性主体只有分有这种普遍性才能扬弃自身的“原子化”特质。由于中国社会大量充斥着无所依傍的、原子化的人们，这就使得伦理实体的精神构建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从伦理实体精神构建的层次上看，家庭伦理实体的构建成为首当其冲的基础，这不仅在于中国社会以血缘家族为根基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也在于市场经济时代家庭共同体同样存在着被消解的危机，儒家文化的抽象继承便有利于消除理性契约的任意性，及其对于婚姻家庭之精神基础的瓦解，进而重构家庭共同体的“爱”的精神普遍性，使之成为被遮蔽的伦理精神复苏的起点。社群伦理实体的构建则是扬弃家庭共同体之特殊性，克服现代性之理性病症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人民意志表达、价值商谈、自主行动的公共领域，亦能为心灵需要滋养和慰藉的人们提供多元化的精神安顿、情感抚慰和文化需求，国家只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规约。国家伦理实体的构建则进一步超越了社群共同体的特殊性，它必将以国家意识形态之核心价值的范导、伦理体系的规范性构建、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传承，在利益分化、思想多样、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在程序正义和规范价值的共同信念与底线共识下，完成多元实质性的精神共契，从而总体性地实现伦理精神的复归。从伦理实体精神构建的内容上看，尽管各个伦理实体都存在着自身的价值原则，但若从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性架构维度来讲，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现实性的伦理规范体系、理想性的终极价值，便成为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权威，它不仅为国家政策提供合理性论证，为现实状况做出可信性解释，更“生产”国家和社会所共享的核心价值和道德观念，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整合与价值认同。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构建机制的创新与精神价值的落实，进而在权威精神资源输出的支撑下，孕育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引领。现实性的伦理规范体系是一个社会的内在向度与价值框架，它以公正性的制度伦理为基础，范导着人们“德行明智”的社会行为和价值信念；以角色性的责任伦理为担负，激励着人们忠实地履行自身义务和社会责任；以普遍性的公民伦理为深化，彰显着人们的自主精神、守法精神和爱国精神。理想性的终极价值则是社会主体通过自主的实践理性构建与选择的多元化的终极精神资源，它以社群共同体为载体，抽象地延续和再生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血脉和文化生命，不仅使理性主体能够从中安身立命，获得心灵的宁静和灵魂的安顿，亦能为规范价值寻求惩恶扬善、以正人心的“超越支点”。由此，伦理实体的精神构建就在社会主体之理性构建的同时，完成了对中国社会价值虚无主义的进一步精神超越。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从传统的总体性社会向现代的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导致一体化社会整合与绝对性价值构建必然失效，当契约性社会整合与相对性价值构建还未真正有效建立之时，最高价值的陨落与超越世界的崩塌，引发意义世界的萎缩与价值秩序的颠覆，也就是价值虚无主义便无可避免。然而，这种精神价值生态的乱象又使之成为绝不可听之任之的重大问题。价值虚无主义的扬弃成为中华民族重塑精神世界的“灵魂工程”，绝不可陷入非理性的极端偏执，必须以合理的社会结构、健全的制度架构、良善的伦理塑造，实现共同文化准则的建立与良性价值秩序的重构。这样，中国社会不仅能够走出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沼，亦能形成具有“中国性格”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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