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社会之价值虚无主义的风险与危害还在于，它对伦理秩序与价值共识的消解，容易造成政治权威性、社会规范性、人的生命意义的流失。在一体化社会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绝对性价值构建向相对性价值构建的转型过程中，自主性公共生活领域的培育成为其中的核心问题和关键所在，它不仅是伦理秩序生产的社会土壤，亦是价值共识形成的社会基石，还是成熟主体孕育的社会基础。这一领域的阙如或匮乏将导致国家一体化价值供给失效的同时，社会自身也丧失了伦理秩序生产、价值共识形成的能力，进而引发精神价值的真空与伦理环境的退化，这成为社会转型中伦理秩序层面的最大风险。然而，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自主性公共生活一直都较为匮乏，要么就是国家所构建之全民参与的政治生活，要么就是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原子化、碎片化的生存状态，既无传统社群可以依赖，亦无现代社团可以依仗，只能以原子化个人的方式面对国家与市场。“公共生活”由全民性的政治运动转变为个体性的市场逐利，先前纯粹的“集体主义”迅速转向当下极端的“个人主义”，被抛入市场的个人只能以利益的原则寻求生存的机会，以自身的能力化解生存的压力。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接受意识形态单维度的价值贯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又直接面对市场，接受非人格利益逻辑的价值侵蚀。公共生活的持续性缺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人民’的大众伦理并没有得到传统的社会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反而使社会共同体中的自性组织及其伦理功能萎缩。一旦政党伦理萎缩，社会中个体的伦理归属就找不到可属的社会机体，社会伦理秩序的瓦解就会难免”。社会主体之于社会本身必将丧失本来应有的伦理关系和价值共识，如果医生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教师不以教书育人为依归，记者不以揭露真相为操守，都将赚钱视为唯一的目标，那么曾经全民一致的道德团结将迅速走向其反面。与此同时，这种社会风险亦植根于传统一体化社会整合与绝对性价值构建的内部，它依托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以终极价值为唯一准则，自上而下、一体化地输出政治权威性、社会规范性、生命意义，呈现为全民共享的全能主义特质。在同质性、未分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国家主导的价值构建当然是卓有成效的。一旦现代化的推进使社会逐渐分化为异质性、多元化的结构形态，国家单维度的精神供给与价值输出便难以持续性地奏效，社会自身又缺乏公共性生活空间与伦理性生产能力，终极价值的废黜亦即价值虚无主义的发生，也会引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政治权威性、社会规范性、生命意义的三重流失。这显在地表现为三种现象：其一，“神圣的价值贬损”，它表征了神圣价值的“不可受挫性”，任何此岸因素的错判都会影响神圣价值在民众心中的“完满性”，导致“内在的价值贬损”；其二，“国家的责任担负”，它表征了国家将全民的“伦理生活”和“生存信念”，都纳入共享性价值图式之中，既然规范和价值都由国家供给，一切责任当然也由国家担负，“国家任何的决策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意义系统的失效与价值失序”；其三，“主体的内在抗拒”，它表征了国家的意义供给并未经过“个体良知的参与和社会的约定”，难以化为自我的理性立法和自觉的道义良知，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苏醒，必然产生对任何给定意义的抗拒，以至于更深地陷入非理性的市场逐利。

三、“现代性”的构建：价值虚无主义的扬弃路径

  既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虚无主义， 来自传统一体化社会整合与绝对性价值构建的失效，以及现代契约性社会整合与相对性价值构建的未完成，那么它的扬弃路径就只能是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进现代性的构建，舍此绝无他途。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不仅必须在文化传统的母体之内，吸取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将普遍的现代性因子引入特殊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赋予现代性以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它更要在社会主义传统中凸显大多数劳动者之于现代性的主体地位，构建“人民至上”的现代性，进而与“资本至上”的现代性相区别。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在未分化与同质性的前现代社会结构中开启的，它本身也面临着在多元化、异质性的社会结构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成现代性建构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易言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然要以社会主体的理性构建，亦即社会结构与制度架构的现代性推进，实现人民权利之主体地位的确证，天剑狂刀页游公益服，完成契约性社会整合与相对性价值构建。它更要以伦理实体的精神构建，亦即国家意识形态、伦理体系与终极价值的现代性推进，实现核心价值与精神纽带的共享，克服契约性社会整合之理性对于精神人格的分割与肢解。推进这种同一过程两个方面的现代性构建，便能完成对传统社会否定之否定的双重跨越，最终实现中国社会价值虚无主义的精神超越。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社会主体的理性构建，亦即社会结构与制度架构的现代性推进，实现人民权利之主体地位的确证，进而完成契约性社会整合与相对性价值构建，成为中国社会扬弃价值虚无主义的基础性环节。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现代性不仅意味着构建以“人民”，而非以“资本”为主体的新型现代性；它同时还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从总体性社会形态下获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集体权利”，向分化性社会结构下保障人民平等的“个体权利” 转变。如果说总体性社会形态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整体性、非法治化的“隐性契约” 支撑下，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那么分化性社会形态之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明确划分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以社会领域的重建赋予人民行动的自主性；以程序正义的构建承载人民权利的实质正义，进而形成现代性特征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架构，以此培育成熟的社会主体，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概言之，一方面，社会领域的重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现代性推进的重要环节，它以社会组织的构建、中间阶层的培育、社会保护的机制，凸显着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第一个层面在于，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使政府的运作成本急剧增长，若依旧事无巨细地总揽异常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势必导致“弱国家—弱社会”的恶性格局，产生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国家只有向社会赋权，“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才能走出这一困局。社会组织的构建将使之成为人民意志表达的公共空间、价值商榷的公共平台、社会自治的公共领域，社会自我治理能的提升，也必将成为增强国家管理效能的社会基础。第二个层面在于，庞大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支撑性力量，既有利于构建消费社会以改善内需不足的经济结构，又有利于提升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以优化严重扭曲的分配结构，亦有利于达成自由、正义的价值共识以防止极端偏执的思想倾向。中间阶层所呈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合理，还有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与多数人的生活理想、生存家园和个性自由。第三个层面则在于，国家必须提供一种社会保护机制，使之免于权力和资本的侵入，进而提供行政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劳工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使人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使之真切地感受到无需权力和资本的赐予，仅凭“人民”的身份就能够得到的民生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