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村落内部互助协作的意识。在乡村史研究中，有人对传统乡土村落提出了“乡土和谐论”的解释模式，即“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包括主佃关系、主雇关系、贫富关系、绅民关系、家(族)长与家(族)属关系，都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10](P64)。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家政权的力量只能延伸到县一级的情况下，乡土村落正是靠高度自治来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这种解释创设出一种“后现代”的佳境，对乡土社会不无浪漫的、夸张想象的成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千百年的中国社会变迁是“治”、“乱”交替进行的过程，除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引起的动乱岁月，在治平的年代里，乡村社会有自己约定俗成的一套秩序使之正常运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固守着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在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摧毁下十分孱弱，同时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地被摧毁，又不断地滋生、复苏、延续，这皆缘于乡村民众为了摆脱困境、免遭毁灭、求得生存而自发地以各种方式展开的互助互救活动，形成了团结协作的民俗传统。乡村民众协作的内容与方式通常包括生产中的农忙换工互助(陕北、晋北俗称“变工”)；农户盖房起屋和承办红白喜事；生活上的集资救助；全村性的公共设施修建；设立义仓，成立会社等。村落居民协力互助的习俗世代相传形成惯制，成为乡土村落的良风美俗，这种情形在经济较为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的山陕地区多姓杂居村落表现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互助逐渐突破了族内救济，扩展为地缘群体内的相互扶持。由血缘走向业缘，由家庭生产单位扩展为地缘生产群体，是乡土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地缘群体协作的传统对俗民个体摆脱家庭、走向社会、实现家庭服务社会化有着现代意义。

(四)家族村落中的伦理精神。伦理精神的产生并非偶然，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乡村伦理系统能延续千百年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使祖祖辈辈的乡村俗民生活在同样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家族组织可以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中繁衍和扩大，家族伦理精神既是族长统治家族成员的思想武器，也是家族和睦的根本保证。家族伦理的基本范畴孝、悌、忠、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在宗法体制下孕育产生的，这种宗法色彩扩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社区生活中，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人情关系、裙带关系渗入到各种社会活动领域；在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历代统治者提倡移孝为忠，由父为子纲推及为君为臣纲，忠成为孝的延伸，形成一种扩大化的泛家族主义。这迥异于西方伦理道德中以正义、幸福、勇敢、智慧、信念、义务等为基本范畴，以个体品性的发展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以宗法伦理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其特征是表现出极强的封闭性、重复性与自在性，使乡村社会变迁的步伐迈得过于沉重。可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也有其负面效应，它在一步步斩断人对土地的依赖、对亲情血缘的凭依的同时，技术精神和人本理性也改变了俗民自在自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考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应通过文化启蒙和现代教育，使乡村民众在保持传统伦理精神中有益成分的同时，逐步接受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形成对传统伦理精神的改造与重建，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民世代生存的家园，也是现代化无法切断的根脉，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应该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技术，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加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立足本土，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里去发现民众的生活智慧与生存策略，实现传统村落民俗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的对接、转型，促进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应该是一幅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共荣、平稳和谐的美丽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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