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边 芹�煴究�驻巴黎特约记者

　　我决定跑到500多公里以外的中央高原，去看一个火车站。

　　巴黎以南要开出300公里，才走出单调的大平原，进入山区。经过奥尔良、夏托卢，到了利摩日，就已经算进了中央高原的大门，再往南走便是著名的奥弗涅山脉。越往南，山

　　在从蒂尔城沿120号国道向圣夏芒行驶的路上，景色很美，我竟然搜刮不出什么再好的形容词来，倒是这四个字比较平淡耐读。公路穿行在河谷间，曲曲弯弯，只见两边山体上新披的嫩绿，一波一波向后荡去。收音机里播着老歌，一首首似听非听地滑过去，就像这一切最深处的背景。忽然费里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唱：“爱，就是失去理智……”这样的布景里，听到这样一首歌，有一种包围着你的所有东西一时间都在融化的感觉。

　　为什么要去圣夏芒？在所有涉及安德烈·马尔罗的传记或回忆录里，这是个很少被提及的名字，他的很多简历上这一段经常是不存在的。他1942年至1944年在此逗留，当年租住的小城堡居然一无改变地伫立在公路边的山坡上，以至于在村边下车，一仰头就能看见。

　　我却并不是来看这座城堡的。我要看的是当年那个小火车站。

　　“心爱的的女人的死，就像晴天霹雳。”

　　120号国道到了圣夏芒便由于修路而中断了，我在傍晚走进村子，朝山上的城堡略看了几眼，便开始寻找那个小火车站。村子很小，要不了多久结果就出来了，令人失望：小火车站连同铁轨早在30年前便已全部扒掉。

　　我还是坚持找到了当年小火车站所在的地方。月台已是一片草地，铁道线已成河谷里的田野，一座现代化的多功能厅取代了当年的候车室，寂寞无主地立在村外田野边。1944年11月12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悲剧，已被时间涂抹得毫无缝隙了。

　　在《反回忆录》里，马尔罗写过这样一句话：“心爱的女人的死，就像晴天霹雳。”这个女人就是若塞特·克洛蒂斯，他的情人。

　　那一天，她送母亲上火车，就在这个小火车站，当车启动时，她在跳上月台的一刹那，失脚滑倒，被火车轧过，车轮将她的双腿压断。她没能熬到第二天便死了，从抵抗运动中匆匆抽身返回的马尔罗，未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她的临终遗言有不同版本，马尔罗在随笔《拉扎尔》中叙述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从没有想过，死，是这样的。”她那位目睹车祸的女友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喜欢你的香水味，不过现在……现在我很疼。”

　　我倾向于第二个版本，较符合真实；第一个版本更哲学，较符合马尔罗想象历史的风格。没有人想得到自己的死是什么样的。

　　这一年她34岁，就穿着被火车压碎的裙子入土了，连嵌进她那对美丽乳房的道碴也没有取出来。她留下两个儿子，一个不到两岁，一个四岁，马尔罗的非婚生子。

　　“死亡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它使所有在它之前发生的事都变得无可挽回。”

　　我对被突然中断的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从未谋面的爷爷、我那在一个街口被车撞死的父亲都是这种命运。生命中遭遇过这种事情的人，不再相信永恒，他只知道一切都可能被停下来，被拿走，好像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你，再说属于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生命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安排好的，说走就走了，在突然割裂的那个断层上，永远留着新鲜的、神秘的伤口。那道割缝像一个只能是天意的完美的杰作。以至于过去的和未来的都已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一刹那。

　　马尔罗在小说《希望》中写过：“死亡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它使所有在它之前发生的事都变得无可挽回。”实际上何须死亡！

　　暴死有一种残酷的美感，我也是过了好久才明白的。

　　在她留下的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读起来，仿佛巫师的咒语，好像她早已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寒冷从脚底升起，仿佛沉入比寒冷更糟的彻骨的冰冷中。你感到你终将被它淹没……这寒冷裹挟着，压迫着，你知道吗，像沉重的东西压在你身上；好像永远永远都卸不去。五秒钟内，也许更长一些，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不再呼吸了。一切到此结束，那扇门开了，我走了。”

　　我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听到她的名字的，马尔罗并没有为她写过什么纪念文字，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绝少的几处提到她，而且只有片言只语。整个一部谈死亡的《拉扎尔》，也只有一句给了她。她未完成的手稿和遗照就像被收进魔术盒一样被集在一只小皮箱里，这只箱子并不在马尔罗手里，或者说他并没有试图拥有这只箱子。1945年后，他成了政府要员，他的生活已远远走出这只箱子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