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结构是交往主体参与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力和资质，这种资质表现为主体内在结构的同一性，交往主体既保留了自身的个性，又能够对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表示认同。个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化，它存在于主体的个性结构之中，是意识形态在个人精神世界中的表达，影响着主体对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的认同，属于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政治法律思想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意识形态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那么伦理道德观念则是作为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维意识进行整合和引领。现实生活中，一种作为制度规范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发挥它的社会整合与引领作用，主要在于它是否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同。而人们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发挥统一人格的功能，则在于它是否被人们的内心世界所认同，在这里就要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分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内心世界(意识内部)可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超我代表着伦理道德观念，发挥着整合和统一主体意识的功能，本我则是代表着人的欲望和冲动，是人的意识活动内在的动力，受到超我的抑制而隐藏于主体意识之中，属于自我意识中的无意识层面，它通常以不在场的方式在背后影响着主体意识。自我人格则是发挥着中介与协调的作用，它调和着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内在冲突。只有让自我人格通过自我反思，认识到它的无意识层面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完成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作为超我的道德观念才能发挥它在意识形态融合中的整合和引领功能。并让主体具备参与社会化的资质，实现主体内在世界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同一性。

　　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意识形态之维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既是一个系统，又是一个生活世界[4]。从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社会观察者角度来看，社会就是一个系统，在控制层面上通过技术手段的提升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与冲突；而从直接生存于社会当中的体验者来说，社会便是生活世界，在价值理解的层面上致力于通过共同的文化基础达成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制定具有共识的社会规范，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目的都是为了让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保持内部的稳定。系统提供技术控制的功能，而生活世界发挥着意识形态认同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系统表现为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并分化为若干个功能性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具备各自的功能，而生活世界呈现为不断地发展并趋于理性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当代，社会结构表现为二者的分裂，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独自发挥着作用，并且货币与权力作为系统当中的两个子系统入侵到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不再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并逐渐沦为系统当中的一个子系统，工具理性取代了原本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成为制度合法性的源泉，权力和资本代替了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媒介，“因为像金钱或行政权力之类的特殊符码，会导致从生活世界的社会因素中分化出来具有特殊功能的行为系统”[5]，生活世界遭到了系统的“殖民化”。而在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与生活世界相互疏离并被权力和资本的子系统所控制。

　　当意识形态以文化、社会规范、个性的形态进行表达时，它是在生活世界的场域中发挥着作用，以语言作为中介，通过人们共享的传统文化和共同信仰的价值将人们连结在一起，并将这种共识外化为道德规范、法律制度来实现社会整合，同时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让个性结构保持内在的同一性，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当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不再以它内在的逻辑运行时，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就会陷入停滞甚至瘫痪，作为生活世界再生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脱离生活世界的地平线，被纳入权力与资本的逻辑之中。当意识形态按照权力的逻辑表达时，它与社会共识相分离，表现为高度的政治化特征；当按照资本的逻辑表达时，意识形态则被物化，由对一种崇高价值的信仰扭曲为对金钱和商品的追求与依赖。在被系统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中，意识形态又具体表现为自身的物化、高度政治化、资本化和技术理性化。

　　(一)意识形态的物化

　　在文化层面，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表现为文化传统的解构与价值意义的丧失。在本真状态的生活世界中，哲学探索世界的真理和人存在的价值，宗教确立人的信仰，伦理道德观念对人进行道德教化，政治法律思想规范人们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交往，文学艺术反映人的生存境遇。而随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文化受权力和资本的控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专家文化；二是大众文化。当文化的再生产被权力所控制时，它表现为专家文化。此时文化成为专家研究的专属领域，话语权被精英阶层所垄断，它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熟知的文化传统，当意识形态通过专家文化进行解释时，社会大众的话语权就被精英阶层所垄断，尽管可以通过宣传灌输的方式让社会成员进行学习，但是意识形态却很难内化为民众的理想信念，只是作为一堆外在的规范性符号而存在。而当资本的力量渗透进生活世界的文化领域时，文化的再生产从独立的文化领域转移到了市场领域之中，文化失去了本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意义，成为一种迎合大众消费的大众文化。在生产领域，各种文学、电影、音乐作品按照固定的模式被大量复制与生产，文化的好坏通过它的货币价值来衡量，各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被资本所消解，文化不再能反映时代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也不能对社会中新出现的状况进行深刻描述，更不能转换为社会的价值共识和普遍信仰，文化领域被文化工业所支配，表现为娱乐化、庸俗化、商业化，它不再作为纯粹的意义价值源泉发挥意识形态的解释和教化功能，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被“物化”了，这里的“物化”指的是意识形态体现在具体的消费行为之中。如杰姆逊所言：“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时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时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6]，意识形态不再通过文化传统发挥信仰的力量，人们在消费行为中被商品物化禁锢，他们对商品和货币越来越依赖，主体意识的力量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地被侵蚀，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人们沉醉于物欲和娱乐消遣之中，并对这种现状无力做出反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被系统扭曲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语言不再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权力和资本成为关键纽带，经济效益变成了处理一切问题的原则，是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社会发展逐渐被商品拜物教所充斥和控制。

　　(二)意识形态的高度政治化与资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