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规范层面，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表现为高度的政治化与资本化，导致了公共权力与公共意识的疏离。在生活世界中，社会规范的形成依赖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一致意见，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的公共领域是人们进行辩论和商谈的场所，在理想状态下，商谈能够不受外部因素的控制并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同时公共领域还能作为“传感器”，通过传媒将人们达成的一致意见传递给政治上层建筑，并通过意见的传播扩大影响力，从而能够凝聚更多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领域对意识形态(政治法律思想)自下而上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从民主理论角度来看，公共领域还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也就是说不仅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的、富有影响的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一定声势，使得会议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7]，文化公共领域在欧洲最初以咖啡馆、沙龙、读书会等形式出现，人们在其中讨论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主题，后来为了扩大影响力，公共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传播机构，人们开始在报纸、杂志以及一些公共传播平台上对一些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意识形态(政治法律思想)呈现为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的对话与碰撞，从而形成具有普遍共识意义的意识形态。而一旦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公共领域也会被权力与资本所控制。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受到限制，不再能够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自由商谈，与此同时，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媒机器沦为政党政治斗争和资本家赚钱的工具，报纸和杂志讨论的主题不再涉及人们最关心的公共事务，它们一方面为政治团体获得群众支持进行宣传造势，另一方面为资本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打着花样百出的商业广告。意识形态表现为单向度的政治化与资本化，它仅仅作为政治宣传报道的符号游离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之外，缺失了其文化意识与公共意识的维度。

　　(三)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化

　　在个性结构层面，意识形态表现为技术理性对个性的束缚，如同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所言，科学技术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人被工具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塑造成闭塞的、单向度的人。在资本主义晚期，随着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原本“公平交换”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效用，资本主义需寻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其进行替代。而此时科学不断进步并且与技术相结合，成了第一生产力，它在社会中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解放了劳动力，科学技术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逐渐成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源泉。与此同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为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利条件，原本用以应对外部自然环境变化和提升社会系统内运转效率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中，社会不再按照传统的交往规则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原本表现为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不再发挥它的教化作用，而被技术规则所取代。于是，科学技术理所当然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让人无法抵抗，它的政治性较少，表面上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实际上却压制着人们对于自身解放的诉求，它无孔不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已经内化于社会秩序的整体结构之中，使传统的资本主义隐蔽统治让位于行政系统的技术控制。科学技术对宗教和神话的迷信进行了祛魅，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给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让人从高强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并没有因此得到真正的解放，没有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科学技术成了新的“迷信”，技术理性成了新的奴役人的方式，人变成了技术控制的工具，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在实践交往领域中，技术合理性取代了实践合理性，目的和效率被摆在了首位，工具行为慢慢取代了交往行为，原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基础，通过交往行为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而此时，人要服从于外部的技术规则权威，通过压抑自身的个性来服从于系统组织的有效运行，人从一个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沦为机械化的工具，所有的事物失去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变成了一堆冰冷的科学技术符号，所有与技术规则相异的个性表达都会遭受系统的技术性压制，在这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主体个性结构的内在同一性遭到了系统的破坏，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

　　三、生活世界重构的意识形态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