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宾诺莎用略带嘲讽的语气攻击人类的天然恐惧和由此而来的迷信时，他亦乐观地主张理性能够祛除恐惧，进而比迷信更值得信任。这种乐观信念在无数西方现代启蒙哲人的笔下出现过，但相较之下，对这种信念的反面描述也会如福柯所说的那样逐渐增多。越是对恐惧之无可名状进行描摹，人类也就越是要退回自己的内心，最终，哲人们会或隐或显地告知“我们”，唯有清明的哲学理性，才是走出恐惧的唯一工具。所谓的“崇高美学”，正是为了完成这一论证而登上了思想史的舞台。譬如，伯克（E.Burke）坦言：“没有什么能像恐惧这样有效地使心智丧失所有活动和推理的能力了。”[11]在此，他提醒我们想起《约伯记》中上帝威力的“恐怖的不确定性”：“它包裹在无尽的黑暗之中，不是比最生动的描写、最清晰的画作所能表现的意象更为令人敬畏、更为令人震惊、更为恐怖吗？”[12]同样的描述，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也可以被用于和唯名论式上帝具有隐喻关联的“超级人工智能”这一意象之上。但在一些细节之处，伯克却提醒我们想起：“不带有恐怖感和惊奇感地看待那无限的、荣耀的宇宙构造，是哲学的坚强意志的最后努力。”[13]当然，在康德关于崇高感和道德律的著名论点中，试图克服由莫可名状之物带来的恐惧的哲学自信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受到这种启蒙哲学的影响而变成乐观主义者的“我们”，似乎也可以如是进行推论：借助哲学理性的教化与鼓励，我们最终可以排除对“超级人工智能”的迷信和恐惧。

但问题也就在这时浮现：按照定义，“我们”作为人类尽最大可能所能达到的理性，在“超级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面前几乎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超级人工智能”不光让“我们”在理性的能力层面失去对话可能，还让“我们”在秩序和道义的层面也失去任何自我申辩的可能。因为，作为理性程度最高的存在，“超级人工智能”同时也是完成得最为彻底的“自定人”，进而也是“完成了的人”，是最为文明的现代人。在它面前，“我们”才是野蛮人。进而，“超级人工智能”的实存将不光曝露“自由意志”可能带来的“非理性”的幽灵，还会顺势将“我们”打入“阴间”，变成新的幽灵。在最早表征对“人工智能”之恐惧的经典文本《弗兰肯斯坦》中，这种危险早就得到了揭示。当被造出来的机械怪人富有了人类的情感、意志甚至是权利-义务的文明社会意识之后，它会以此为依据，反过来让它的创造者沦为道德上的反方，被置于“人类永恒的正义”面前经受审判。

……一个万物生灵中最为不幸的人却反遭众人痛恨！而你，我的主人，也憎恨我，把我一脚踢开，我可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我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除非毁了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否则，我们之间就不可能一刀两断。你怎么竟敢蓄意杀我，视生命如同儿戏？如果你履行对我的义务，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会让你们大家都平安无事……你指责我杀了人，可你呢，也想毁了你的创造物，以使你的良心得到安宁。哦！盛赞人类永恒的正义吧！

如果我能与我的同类共同生活，我的心中自然会萌生出善良的情感。我将感受到这个知疼着热的异性生灵的柔情蜜意，从此成为世上万物存在之链中的一环，而我现在却是被排斥在外的。[14]

按照传统科幻的一贯想象，如果出现一种具有自由意志的“超级人工智能”，那么，它必然是我们无法用现代文明所承诺的“人性”伦理去抵制或质疑的那类“作为目的的人”。启蒙哲学把这种“作为目的的人”——“自定人”——视为它的终极使命。也正是因为如此，理性主义的乐观推论必然会引发关于“超级人工智能”的科技憧憬。无论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把“超级人工智能”设定为无所不能但服从程序的“看护者”或“服务者”，还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赋予它自由意志与情绪，使之具有独立的主体性，都源于一种对“人”自身之可完善性的理性主义信念。当“我们”的有限性暴露无遗时，现代哲学理性必然选择依据技术来摆脱肉身的局限，甚至凭空设计出作为作品的“新人”。其实，霍布斯所设计的“利维坦”就是这种“新人”的最初模型：

“大自然”，也就是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艺术，也象在许多其他事物上一样，被人的艺术所模仿……艺术则更高明一些：它还要模仿有理性的“大自然”最精美的艺术品——“人”。因为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虽然它远比自然人身高力大，而是以保护自然人为其目的……[15]

作为“利维坦”的主权国家不也是一种原初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吗？它承担着保护自然人的义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需要理解、同情并“模仿”自然人。正是把这一逻辑推到极致，我们才会产生“超级人工智能应当既具有无限的权能又具有自由意识”的设想，并且认为，唯有当它能够具有普通人的情感、体现普通人的“公意”时，“我们”才能获得绝对的安全感。然而，一旦他有了普通人的情感，它也就可能变得像普通人一样邪恶。

在利维坦式的拟制想象中，一种“科幻”的情绪始终存在着。重视科学实证和技术功能的现代哲学，从其源头来说也就是科学幻想哲学。作为一种治理装置，“现代哲学”及其延伸出的“现代国家”具有祛魅迷信、消除恐惧的动机，其途径是对“人造人”的理性权能和自由意志进行无限制的开掘，但其最终必然在逻辑上推导出引发最大程度恐惧的观念对象——“超级人工智能”。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现代性的悖论。也许，从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变革以来，当那个不可名状的“神”或者至高实体被构想出来之后，当携带着爱之理据而降下启示的神圣存在被宣判为“迷信”之后，当一度和谐、平静的宇宙转型为无限且无中心的黑暗天文学空间之后，这种恐惧与文明的辩证恩仇也就注定无法在观念层面得到调停。

随着这种“开放的、无限扩展的宇宙观”与“人的心灵及其无限性”的伴生关系而来的是一种典型的“文艺复兴心态”，用沃格林（E.Voegelin）的话说，其中包括：

……创造所带来的各种阵痛，一种由于意识到一个时代终结而产生的沮丧的悲观主义，伴随着离开一个安全住所并向未知世界迈出不确定的第一步的焦虑战栗，由于自觉行动和发现了应付新形势的力量而生发的乐观主义和信心，一种在感受到各种新的可能性时的冒险乐趣，以及由成功的创造所带来的勃勃生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