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东认为民间审美具有四个特征：作家自觉地用“民间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和叙述故事”、“自觉借鉴和运用民间的形式”、“对民间文化的转化与再造”以及“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25]“民间的核心内涵是‘自由——自在’”。“‘自由’主要是在民间朴素、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而“‘自在’则是指民间本身的生活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审美趣味等的呈现形式”。[26]

　　寻根小说的经典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郑义的《远村》、《老井》等等，都有很强的故事性、情节性，这些故事可以称之为“东方寓言”。在寻根过程中，儒家、道家和更加久远的原始文化成了引领多数人走出现实又回归现实的文化指南。在“儒”“道”“原始”等传统强势文化交集的夹缝中，以民间对抗庙堂成了寻根作家拯救文学的写作策略。在小说创作中，寻根作家采取关注边缘、异端的地域为背景的写作模式，“民间”被当成了文学新生的动力。显然，鸡头寨里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达观而知足的王一生、豪侠仗义的陈三脚、被小鲍庄称颂的捞渣、民间传奇“我爷爷”、“我奶奶”或“人不如狗”的杨万牛、走不出“老井”的旺泉子等等，这些人物和由他们编织起来的故事都带有浓厚寓言性。这些故事仿佛是久远的传说，神秘朦胧，故事所传达的意味读者要仔细品味方能领悟，故事的语境和人物的生存处境似乎与我们无关，但“它指涉的仿佛就是我们的生活或现实的处境，它的寓言性使这些故事有相当强的概括力。”[27]

　　《爸爸爸》丙崽的象征意味是残酷而无奈的，但这一形象所隐含的文化内涵，使我们不得不深刻反省传统文化顽固的惰性和它生命的绵延。丙崽生存于一个混沌又具体的文化处境中，鸡头寨是一个荒谬而愚昧的存在。炸鸡头峰引起的“打冤”是不可理喻、不可思议的，韩少功没有写具体的打斗过程，却写了一个带有仪式性的庄严场面：

　　火光越烧越高。人圈子中央，临时匀了个高高的炉台，架着一口大铁锅。……大人们都知道，那里煮了一头猪，还有冤家的一具尸体，都切成一块块，混成一锅。由一个汉子走上粗重的梯架，抄起长过扁担的大竹钎，往看不见的锅口里去戳，戳到什么就是什么，再分发给男女老幼。人人都无须知道吃的是什么，都得吃。不吃的话，就会有人把你架到铁锅前跪下，用竹扦戳你的嘴。这是一个凝重肃穆、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是一个“同仇敌忾、生死相托”的仪式，民间行为的悲壮和不可理喻的愚钝混合在这一仪式中。“人们借助于某些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手段，从而使感觉世界具有了具象性和非具象性、现实和非现实的二重性特征，在这种感受中和自身的目的融为一体。”[28]仿佛听到了亘古不变的神圣昭示在久远地回响，它是摄人心魄的，但它不能只是观赏和玩味，它原初的形态和含有明显内在冲突的文化内容同样是不可理喻的：它是捍卫尊严和信仰的不容冒犯的誓师，是一种旧式的崇高悲壮的正义的伸张：但它又是以这样一种残忍恐怖的形式出现，含有一种浓厚的狭隘的初民意识，使鸡头寨不可能进入真正的现代或归于文明。

　　与此相似的是郑义的《老井》，那里也有一个民间信仰的仪式场面，在民间它被称为“恶祈”。这是设坛祈雨的最高形式，是用“罪人”自甘受苦受罚的苦肉之计来触动神祇的恻隐之心，“要这血与苦难贡献以飨神灵”。被当作“罪人”的孙石匠血流不止，但仍然微笑着，甘愿牺牲，“勇敢地踏上祈雨长途”。这悲壮的民间仪式和献身精神是纯朴的，它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对乡亲邻里的深切同情和朦胧的信仰。在仪式中，可以看到深藏于民间的近乎愚昧的伟大崇高。人无法与自然抗衡，但人的不屈不挠却昭显了人的精神力量，因此它触目惊心而感人至深。贾平凹的《天狗》还描写了一场别致的打井开井仪式。实际上，“信仰在表现中表达了这种生活;而仪式则组织了这种生活，使之按部就班地运行。”[29]作者通过民间信仰仪式的描写，表现了人们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世代沉淀遗传的集体潜意识。

　　“寻根小说”创作的主将阿城，自《棋王》(1984年)之后，又接连创作了《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等系列小说。与生活在民间的普通大众所关心的衣、食、起、居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相比，棋、树、书、歌映射出的是阿城笔下书写的“这一类人”，即潜隐于民间的智者们的上层精神世界。《棋王》就是在一种平静的、有点“玄”的神秘氛围之中，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中，一个典型的道家理想形象随着叙事的展开而站立起来。王一生把毕生精力都灌注在那一场和九位高手下盲棋的较量上，就像是夜空一束奇异的焰火，瞬间迸射出生命的全部光热。“棋”是他精神世界的全部，其他的生活必需只是为了活着，只有精神的享受是被无限赞美的，这一切都体现了人必须顺乎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体现了道家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又超越的审美态度。《树王》中大爹数十年如一日用自我生命的完美演绎恋歌等都印证了阿城在书写民间的文字浅表之下所潜伏着的文人理想。棋、树、书、歌这些超越功利的志趣，既是他们自我心灵的寄托，也是他们的人文理想得以凸显的物质性载体，阿城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方面满足于生活在民间自足自乐的平凡自在状态，以用来求得自然生存层面上生命本体的延续;另一方面，他们在民间环境中始终无法忘却自身的文人身份，人文理想的呼唤也使得他们想方设法在平凡的生活中实践因外在环境制约而埋藏在心底的生命宣言。实际上，阿城的文化思索和文学写作先于“寻根”并超越了“寻根”，形成了具有自身静态思维气质和文人式审美表达的个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