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认为，原始意象创作有两种模式，一类称之为“心理的”模式，其创作素材来自人类意识领域，诸如人生教训、情感的悲欢体验以及人类普遍命运;另一类模式称之为“幻觉”模式，其创作素材“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相对的超人世界。那是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原始经验，因人类自身的软弱而有受其驱使的危险。原始经验的价值和力量在于它广大无边、无所不能。它从永恒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无边、超凡、怪异。它是永恒混沌中奇特荒谬的写照。”[30]寻根小说作品中就包含着上述两种模式。一种描写常人常态，人类普遍的情感。如贾平凹的《天狗》写师母平日对天狗的默默照料，天狗在师傅身残后主动承担师傅的家庭重担，师傅为方便他人、成人之美而选择了自杀之路。何立伟的《淘金人》中，一群男人在一个女子面前出奇的规矩、安分;女人不幸淹死，男人们把所有的金子都做了她的陪葬，并都于次日离开了这块藏金之地，再也没有回来。这些作品潜存着传统礼仪道德文化的原始意识。

　　寻根小说的另一种模式是描写一些“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东西”，它所象征的是不同于日常经验世界的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如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故事发生在鸡头寨边缘村落。寨子里的人和自然万物具有神奇的交感和互渗关系，蛇好淫，遇见妇女会乐不可支;满山树木更与人有密切的交感关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寨子里，人们总是通过“唱古”即吟唱死去先人的故事与自己的原初之根取得神秘联系。按“唱古”中的叙述，鸡头寨人的祖先谱系是：姜凉—官方—火牛—优耐—刑天。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叫丙崽的小男孩，出生就一脸死人相，沉睡两天两夜，不吃不喝，直到第三天才哭出声来，只会说两句话：“爸爸爸”和“×妈妈”，而且以后就一直只会这两句了。他“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一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这决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恶的象征，也就是荣格所谓的原型意象。

　　所以，寻根小说“既可以作为现实，又可以作为超越现实的寓言，既是讲的故事，又是讲更为根本的道理”。[31]郑万隆的《钟》里那挂钟的“嘀哒”声在莫里图听来和萨满跳神时的铃鼓声一样神秘，以后就一直像魔鬼一样缠着他，这里“钟”成为了现代文明的象征，表现了两种文化在莫里图心中的矛盾纠缠。《陶罐》中赵劳子冒着生命危险从“倒开江”的冰排上抱回的陶罐，早已被大家的猜想渲染得异常神秘，却意外地发现是空的，象征着一种念想对于生活的恒久意义。李杭育在《土地与神》中最末一节还有一出描写民俗变异的场景：观音菩萨被村民们抬下山来，要放置于新建的俱乐部里，但由于观音菩萨的须弥座颇为庞大，无法进入俱乐部之门。村民们议论决定：打掉这莲座。于是，进得俱乐部的只是一尊没有根基的偶像，这一描写极富象征意味。贾平凹的《古堡》中那耸立在天烛台峰之巅的古堡久远而神秘，在惊天动地的天火之后，只不过坍塌了一角，象征着传统的坚韧性还牢牢占据和主持着人们的生存空间与精神世界;本是自然物的麝由于人们的原始思维意识从而具有了灵异感和神秘性，麝的活动与张老大的办矿事业之间对应，形成一种神秘象征隐喻，引起读者无穷的思索。这些神秘意象的设置，加强了作品的深层象征意蕴，建构起了形而上的哲理层面，耐人咀嚼。

　　寻根小说作家的艺术调遣不仅仅在于对腐朽文化之“根”的展示，更在于对继承怎样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沉思与拷问。自主情结是寻根作家的原动力，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中游弋和跋涉，并用各种原始意象来与现代生活对照，以便留下无数可能的答案供读者判断和选择。这也难怪读者要绞尽脑汁去考察和揣测个中的意味。小说的人物淡化与象征意义的增强，显然成就了寻根小说作品的突出特色。

　　诚如阿城所说：“莫言也是山东人……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的世俗构成。”[32]莫言有许多小说深得《聊斋志异》的神韵。如《奇遇》《夜渔》等，都具有一种鬼神难辨、灵异莫测的奇异风格。这一些都是在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影响下写出来的。莫言写过一篇《学习蒲松龄》的文章，说他在马贩子祖先引领下，梦中去拜见祖师爷蒲松龄，蒲松龄传授给他的写作机宜是：“回去胡抡吧!”[33]而《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可谓是莫言用民间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民间情绪透视历史的魔镜，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游离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民间立场。《檀香刑》被认为是莫言民间写作立场确立的标志。文本采用传统的戏剧结构，以凤头、猪肚、豹尾三部分结构文本。除了结构设置的独特外，小说的叙事节奏也别具一格。文本采用山东高密的地方小戏“猫腔”的节奏来叙述;《生死疲劳》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以六道轮回的佛教传说作为故事框架结构文本，直接使用了民间话本说书人的说话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檀香刑》的故事时空交叉，视角变化频繁，在以对话和叙述推进情节时，有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描写，这是传统小说罕有的人物心理刻画方式。莫言将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结合，形成了一种稳定而富有创新意味的小说写作体式。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神秘文化的复苏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又促使当代小说家返回志怪传奇的传统。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中国作家对神秘人生的凝视与回望，标志着一部分当代作家探讨社会人生进入了另一个领域：一个因为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精神困惑而在艺术上更具独到神秘魅力的领域。正如作家郑万隆所说：“中国新文学创作。完全可能出现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融汇，这也许成为我国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34]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寻根小说尤其是莫言、贾平凹等人的后续创作，它们对当代人历史命运的刻画与描绘，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性格进行了独特的透视，从而更好地体现出了其审美意识民族传统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双重追求，实现了对寻根小说的超越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