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个原始部落就狩猎地盘的边界发生争论乃至开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空间政治”的原始形式。相比于今天高度发达的“空间政治”，原始部落的斗争当然缺乏丰富多样的物理力量的工具，但更欠缺的是今天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的种种话语形式，其所涉及的空间层次也是极其有限的。而在今天，人类的空间政治发展出了非常多的层次，已经从国家边界以及超国家的区域边界的安排，发展到对全球空间乃至对外太空空间的争夺，而像“网络空间”这样比地理空间更为抽象的空间，更已经成为当代空间政治的焦点。丰富的空间政治也产生了类型众多的法律规则，它们有时候能够“定分止争”，有时候直接服务于冲突一方，成为战争的工具，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法律战”（lawfare）。

在19世纪欧洲主流的历史与社会理论中，空间被逐渐置于从属于时间的位置。人类历史被视为一个按照不同阶段渐次发展的过程，而空间上不同的社会，可以按照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文明程度，被置于时间线的不同位置，而欧洲文明处于最为先进的位置，因而拥有某种领导乃至支配其他区域的资格。那是一个欧洲列强相互协调、试图宰制欧洲之外的族群/国家的时代，这种征服和支配不断被解释为欧洲列强站在先进的历史—时间位置教化万邦的伟业。

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欧洲列强相互之间冲突的加剧，空间的理论地位不断上升——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在被视为具有相似“文明程度”的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与德国）的区域和全球角逐中诞生的，因为冲突各方在文明等级论中的历史—时间定位相似，空间的差异得以凸显；而发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欧洲中心的线性时间观与文明等级论的巨大打击，促生了亚非拉的“去殖民化”，一个又一个主权空间获得了其法律上的独立性；而后殖民国家曲折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更是带来了一波对于“中心”“边缘”空间位置的探讨。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莫斯科基于对自身的历史—时间位置的自信，不断总结和推广自己的“普遍经验”，但也不断遭遇到各国共产党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自主探索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对于革命与建设应当“因地制宜”的强调，体现出极强的空间性。而在“铁幕”的另一边，美国推广的是时间—历史维度极其显著的“现代化理论”，以与莫斯科的时间—历史论述相竞争。在冷战即将落幕之时，福山（Francis Fukuyama）做出“历史终结”的预言，祭出一种以“承认”（recognition）为基础的线性时间-历史观，试图以此统摄广阔的全球空间。然而在将近三十年后，面对全球不同区域空间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他不得不尴尬地给自己的理论打上了补丁：“历史的终结”“推迟”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英文版）

这三十年中发生了什么呢？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时间-历史色彩浓重的概念得以流行，并一度带动了对“全球”（global）这一空间观念的密切关注。美国新闻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在2005年出版以《世界是平的》为题的畅销著作，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许多知识人和弗里德曼一样，想象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会带来一个资本、商品与技术知识自由流动的、日益均质化的全球空间。这个空间让许多人感觉到一定的新颖性，是因为它冲击了我们所熟悉和习惯的民族国家的空间边界。只是对于弗里德曼与他的许多受众来说，这种冲击给各国民众带来的好处远大于损失，因而值得拥抱。三年之后，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出版了《中国怎么想？》，该书以弗里德曼的“平的世界”概念为背景，将作者所采访的一系列中国思想者对世界秩序的想象概括为“有墙的世界”（the walled world）。这似乎在暗示，尽管中国已经加入WTO，成为全球化经济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但中国的思想者们仍然更习惯于民族国家的秩序，更慎于在政治上迈出新的步伐。

然而，2008年的莱昂纳德大概无法想象，在十年之后，是美国而非中国，变成一个最热衷于“修墙”的国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非“全球主义者”，他的标志性竞选主张，就是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围墙，防止拉丁美洲难民/移民的涌入。然而在这里，20世纪美国所热衷的建构普遍时间—历史观的努力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对民族国家空间内部主体族群狭隘利益的宣扬。也是这位总统，发动了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贸易战，以及对中国的科技战、金融战，并退出《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试图用自身的金融霸权，迫使一系列欧盟国家放弃与伊朗的贸易。

特朗普政府利用经济与产业的依赖关系来打击其定义的“竞争对手”，甚至是自己的盟友，其结果是迫使各国重新考虑这种相互依赖关系，调整产业供应链，建造非美元的国际货币结算系统。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世界不是平的”，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正在发生着重组，许多旧的边界和围墙正在不断加固，一些新的边界和围墙还在不断出现。

在种种“修墙”行为之中，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作为尤为引人注目。在2018-2019年，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新加强美国对拉丁美洲支配力的外交政策：推翻奥巴马政府与古巴的缓和战略，重新寻求古巴的政权更迭；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带来“债务陷阱”；指责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支持，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扶植反对派，推动政权更迭；以召回大使的方式，对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等拉美国家自主决定与北京建交表示不满。

特朗普政府更是在2018年10月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塞入了一个“毒丸”（poison pill）条款，规定协议中的任一成员国如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其他成员国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这一条款意味着，如果加拿大、墨西哥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美国就可以单方面退出《美墨加贸易协议》，这对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对外贸易权力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尽管加、墨两国在形式上同意了这一协议）。这些做法无一不体现美国将美洲（或西半球）视为专属势力范围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