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一种本质主义的眼光来研究“门罗主义”符号与话语的传播史，那么有可能走向这一方向——认为1823年门罗总统所阐发的“门罗主义”是最为正宗的“门罗主义”，而之后的种种解释，都在不断偏离这一原点，充满着扭曲和误解。施米特对于美国“门罗主义”的剖析，就设定了一个“原版”，与各种扭曲和变形的版本相对立。不过，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施米特的论述方法本身就是对其“政治的概念”的生动演示，服务于他自己的敌/友区分和相应行动策略，其目的在于在美国的官方话语内部制造出一种内在矛盾，借助“起源”的权威，来支持德国在外交领域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借用。而本书采取的谱系学视角，恰恰是要弱化“起源”的特权地位——历史行动者们是否熟悉1823年门罗总统所阐发的“原版”的“门罗主义”，是否知道他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原版”，并不是探究的关键点所在。尤其是在近代中国，我们可以在不少历史行动者的论述中看到将“门罗主义”“联邦制”“民主”“自治”等制度与观念“一锅煮”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恐怕只是从报章上偶尔看到了有人在用“门罗主义”指称一种政治态度，然后就依样画葫芦，其所使用的“门罗主义”这一符号，未必对应着任何系统性的理论。

后世的解释与“原版”之间的距离，并不表明后世的历史行动者缺乏理解力或者“良心败坏”。从历史经验来看，立足于自身当下的需要，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事物作为行动的资源加以应用，本来就是人类行动的常态。作为历史经验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做的是理解和解释这种距离何以出现——如果在同一个时空中，有一群人不约而同地在用类似的方式使用一个词语，不管他们是否了解这一词语在起源时空中的原初含义。这就可以构成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追踪这个词语的意义流变，来探究政治社会发生的运动。

但在呈现概念的意义流变的同时，我们也无须像概念史家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那样，刻意强调“概念”的模糊性与歧义性。话语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意义重叠（overlapping）的现象，这种重叠之所以能够发生，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历史实践的原因：特定的时代境遇使得不同的历史主体有意或无意地向相似的方向行进。在“门罗主义”概念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不妨使用归纳的方法，区分出意义模糊与流变的层面与意义相对稳定的层面，并探究使这种语义分布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

在分析观念传播时，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史（micro-history）的代表人物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对于形态学（morphology）的运用的启发。金兹堡经常通过认定两种时空跨度较大的话语在形态上的相似性，形成理论假设，并通过寻找二者的“中介环节”（intermediary link），建立起传播与影响的证据链条。本书第四章对近代中国的“省域门罗主义”、日本所介绍的美国“门罗主义”以及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一研究方法。尽管这几种话语在时空上的距离并不像金兹堡所处理的许多案例那样遥远，形态学的进路仍然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美国“门罗主义”的口号“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与中国“省域门罗主义”的口号“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在形态上的高度相似性，在本书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而具体的研究方式则是“执其两端”，寻找一系列具有“家族类似”的“中介环节”，并将这些“中介环节”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进而探寻影响力传播的具体渠道和途径，其研究过程如同探案，根据既有的线索提出假设，然后再寻找新的证据，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以重建历史图景。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作者搜集分析能力所限，在一些论述点上，本书提供的只是一种盖然性的证明，证据链条的进一步完善，仍有待于方家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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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门罗主义”话语传播史的考察，既是对空间政治及其话语（包括法律话语）形式的研究，也是对19世纪以来美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从人类历史来看，只要有划定排他性空间的实践，就有可能产生表达排他性空间意识的话语。发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不过是古今中外千千万万种空间政治话语中的一种，但从19世纪以来，“门罗主义”话语国际影响力骤然增长，乃至流布于全球，为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所借用，这本身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在这一传播进程的背后，是美国从西半球的区域霸权走向全球霸权的历史进程。美国在各个区域的“在场”（至少是作为潜在听众），使得这些区域的文化—政治精英们有动力将本地的空间政治诉求，“翻译”成为某种“门罗主义”式的话语，从而在一个拥有美国听众的空间中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在今天，既然美国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国际体系中的单极霸权地位，美国的影响力存在于全球各地，我们可以预测，“门罗主义”话语的传播史，仍然会获得不断的续造。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对于“全球化”前景的乐观畅想风靡一时，资本的跨境流动与增值，被视为是中性的、可以与政治相分离的运动。然而，世界没有真正变成一马平川的原野。后冷战时期高歌猛进的“全球化”，终因世界各国及其国内各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均，而遭遇种种激烈反弹，而最为精彩的反弹大戏，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恰恰是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如果说在小布什执政时代，美国确实有一批新保守主义者怀着传播福音的心态，试图以一种时间-历史观念统摄广阔的全球空间，从而推行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特朗普时代的华盛顿早就丧失了这种自信和冲动，余下的是竭力维护美国既有特权地位的保守心态。

这种保守性的表现之一是，特朗普政府的“门罗主义”话语正在弱化罗斯福-威尔逊时代的扩张性“门罗主义”话语中所隐含的“政治/经济”二分，它以一种防御的姿态，强调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对美国的政治利益构成威胁——当然，特朗普政府不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做出类似的推定，仍然希望全球对美国资本保持“不设防”状态。在其执政的四年，特朗普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扳道工”的工作，使得后续的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继承这一将经济政治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