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不仅在行动上重新加强对美洲国家内政的公开干涉，在话语上也毫不隐晦。2018年2月1日，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场演讲中，赞扬1823年门罗（James Monroe）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功”，称这一原则在当下仍然与它刚刚问世的时候一样具有现实相关性，并指责中国“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是对西半球的威胁。2019年3月3日，CNN主持人在访问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John Bolton）时提问：美国一边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形容为“独裁者”，却又在全球支持其他独裁政权，是否自相矛盾？博尔顿给出否定的回答，称因为委内瑞拉位于“我们的半球”（our hemisphere），对于委内瑞拉，美国不惮使用“门罗主义”这个表述。

2019年4月17日，博尔顿又在宣布针对古巴、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的制裁时评论称：“门罗主义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经济学人》评论认为，此话针对的正是俄罗斯与中国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荣休教授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撰文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一种“新门罗主义”（Neo-Monroe Doctrine），试图重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全面支配。

然而，“新门罗主义”真的新颖吗？在历史上，美国使用“门罗主义”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当1823年詹姆士·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后来被命名为“门罗主义”的一系列外交主张的时候，他是在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试图排除域外势力的干涉。此时的美国尚缺乏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很快能够以排除域外势力干涉为名，推进自身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进而实现对区域内其他国家内政施加影响。

“Monroe Doctrine”这一表述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设定特定空间边界的概念与符号，围绕这个概念与符号，衍生出了种种与这些边界的正当性相关的理论，乃至“区域国际法”的实践。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已经将干涉之手伸向中美洲，并在那里与英国势力发生冲突。19世纪末，美国的美洲霸权地位获得英国承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初将“门罗主义”发展成为支持美国在西半球扮演“国际警察”角色的主义。从那时候起，美国一直具有干涉拉美各国内政的能力，但究竟干涉到什么地步，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外交需要。在“一战”中大讲各民族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及后续的三任共和党总统其实都热衷于干涉拉丁美洲各国内政。

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

在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拉美各国对美国的怨气，提出“睦邻”政策，减少对拉美的公开干涉，将一些单边主义的干涉形式变成多边主义的形式，换取了拉美各国在“二战”中对美国的支持。但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以排除“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在美洲施行强化版本的“门罗主义”，加强对一系列国家内政的干涉，给它们留下了新的历史创伤。借用博尔顿的话说，从1823年到冷战时期，“门罗主义”一直“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冷战的结束使得“共产主义威胁”这一干涉主义的借口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但更重要的是，业已确立单极霸权的美国对其全球帝国之梦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而拉丁美洲不过是其全球帝国所支配的区域之一，其特殊性正在消退。正如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晚近的《新势力范围》一文中明确指出的，在冷战之后美国决策者不承认“势力范围”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当美国致力于通过某种“多边主义”姿态为其霸权维持普遍主义外观时，在拉美大肆宣传“门罗主义”，并不是最为有效的话语策略。

于是，后冷战的美国放低了“门罗主义”调门。在1995年，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迪斯·史密斯（Gaddis Smith）出版了一本题为《门罗主义的最后岁月》的著作，仿佛“门罗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了。但美国官方的正式宣告要到2013年才发生，当年11月，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公开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将不再致力于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但2018-2019年美国重新加强对拉美的控制与干涉的态势表明，尽管“门罗主义”的干涉性存在增强或削弱的周期性变化，但干涉本身并不会缺席。

美国的评论家们也以己度人，将“门罗主义”这个词转用于美洲或西半球之外的空间，比如说，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其意图在于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相关区域。日本学者卯木孝则在其2016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和太平洋战争的起源》一书的最后煞有介事地比较当代中国与近代日本，探讨当代中国会否走向日本式的“亚洲门罗主义”。在这些表达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评论家在将“门罗主义”用到美国身上时，视之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一用到中国身上，就成了坏词。“门罗主义”意义的丰富性，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的理论工作者要回应这样的评论，也就面临着一个先决问题：什么是“门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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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什么是‘门罗主义’”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从1823年门罗总统发表宣言到21世纪的今天，“门罗主义”这个符号已经广泛流布于世，早就不再是一个专属于美国的符号。而其解释即便在美国内部也经历了惊人的变迁，更不要说美国之外的种种基于本土需要的五花八门的解读了。要搞清楚“门罗主义”这个符号在不同的时空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迫切需要一部“门罗主义”符号与话语的全球传播史，这部历史不仅追溯“门罗主义”话语和符号的解释所经历的惊人变迁，更要展现出这种变迁背后围绕“政治空间”的边界而展开的“空间政治”的形态类型。就目前既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这样的一部专著尚付阙如，因而为本书提供了运思与论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