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注意到“门罗主义”概念在近代世界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绝非什么新的认识。在中、日、英、德等不同的语言中，已有不少著作与论文探讨“门罗主义”在美国的成长史，或在对于德国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国际秩序理论、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和对“亚洲主义”话语的接受和回应等主题的具体研究之中，零星地注意到“门罗主义”符号和概念的存在。在“门罗主义”的原产地美国，对于“门罗主义”解释史的研究尤其丰富，试举几例：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著有多部关于“门罗主义”发展演变历史的著作，其对于1823-1826年、1867-1907年两个时段的研究，史料尤为详细；杰伊·塞克斯顿（Jay Sexton）的《门罗主义：19世纪美国的帝国与民族》一书则以美国的国家建设与帝国建设为线索，对美国“门罗主义”在19世纪的演变进行了分期和理论思考。

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Anthony Boyle）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国际关系的法律主义进路1898-1922》、胡安·斯卡菲（Juan Pablo Scarfi）的《国际法在美洲的隐秘历史：帝国与法律网络》以及克里斯托弗·洛西（Christopher Rossi）的《辉格派国际法：伊莱休·鲁特、门罗主义与美洲的国际法》则是国际法史作品，侧重考察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半球经营区域霸权的国际法策略以及与拉丁美洲政治-法律精英的互动关系，在后两部作品中，“美洲国际法”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拉丁美洲法学家对于“门罗主义”的解释，是理论探讨的重点之一。胡安·斯卡菲的近作《“门罗主义”的去自然化：拉丁美洲法律反帝主义在现代美国与对“门罗主义”的半球性再定义面前的兴起》一文更是探讨了拉丁美洲法学家的“门罗主义”解释的反帝意涵。上文提到的弗朗西斯·博伊尔著作则展示了美国在拉美的区域霸权与此后的全球霸权经验之间的连续性。格兰钦·墨菲（Gretchen Murphy）的《半球式想象：门罗主义与美帝国叙事》以及格雷斯·利文斯通（Grace Livingstone）的《美国的后院：从门罗主义到反恐战争的美国与拉美关系》则侧重在美国帝国建构的语境之中，追溯其与拉丁美洲各国关系的变化，进而理解“门罗主义”意义的变迁。

“门罗主义”漫画

在德语世界中，对于美国“门罗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和评论，来自卡尔·施米特在“二战”结束之前的国际法与国际秩序评论。施米特区分原初的、具有真正的区域空间精神的“门罗主义”与突破区域空间，转向全球干涉主义的“门罗主义”，主张德国应当学习前者的精神，打造自身的“大空间”秩序。施米特将德国的未来战略与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解释关联在一起，从而构成“门罗主义”话语全球传播史中举足轻重的一环。而“门罗主义”话语在德国的传播史和接受史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希特勒在1939年提出的“德国门罗主义”。洛塔尔·格鲁赫曼（Lothar Gruchmann）的《国家社会主义大空间秩序：“德国门罗主义”的建构》对希特勒的“德国门罗主义”话语进行了批判，该著作同时也激烈抨击施米特的“门罗主义”批判，认为“德国门罗主义”对于“门罗主义”的挪用，严重偏离了其美国“原版”的精神。此著作出版于1962年，可以说代表着“二战”之后德国主流的反思话语。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在探讨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法思想时，其讨论空间客观上会比“二战”之后的德语学界更大。如刘小枫教授2020年发表的《“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对于施米特的“门罗主义”思考进行了基源性的阅读，将抗美援朝与“禁止外部空间大国进行干涉的国际法的大空间秩序”关联起来，是对施米特思想在东亚语境中的意涵的全新探讨，颇具深意。

日本进入本书的视野，与施米特的“门罗主义”话语剖析中留下的线索有关。施米特的论述触及了美国越出西半球之后在东亚与日本发生的复杂外交关系，尤其提到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话语。施米特的评论是高度浓缩的，但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线索，引导本书寻找相关文献，由此可进而发现，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在19世纪末与“门罗主义”话语发生化学反应，并逐渐影响日本政府的国际战略，近卫笃麿、浮田和民、大隈重信、金子坚太郎、石井菊次郎、小寺谦吉、德富苏峰、泽田谦、柳泽慎之助、竹内太、村熏雄、末广重雄、田川大吉郎、田村幸策、松原一雄、内田康哉、广田弘毅、天羽英二、横田喜三郎等人的论述都在“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话语的融合和交织之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同时，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二战”中，施米特分析“门罗主义”与“大空间”的国际法著作，在安井郁、松下正寿、田畑茂二郎等日本国际法学者中也引发了模仿。而这意味着，日本对于美国“门罗主义”话语的接受和运用，既有直接的渠道，也有间接的、以德国为中介的渠道。

本书对于日本近代“亚洲主义”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竹内好在“二战”之后对于“亚洲主义”的剖析的启发——竹内好揭示了日本“亚洲主义”话语所宣称的对西方的“抵抗”中所存在的暧昧性，并且从“抵抗”的观念出发，设想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亚洲”界定方式。但竹内好并未系统论述“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也为本书的继续探讨，留出了些许发挥空间。

竹内好《亚细亚主义》（筑摩书房，1963）

中文文献对于“门罗主义”在华传播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到目前为止，郭双林教授对于“门罗主义”话语与清末国家民族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少有的较为成熟的“门罗主义”话语传播史研究。该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引导本书研究清末旅日精英（尤其是《清议报》编辑团队）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吸收和转化。而以此为基础，笔者进一步搜寻关于民国时期的地方主义空间政治如何吸纳和转用“门罗主义”话语的史料，颇有斩获。有的史料（如湖南的“省宪”运动和“门罗主义”话语的关联）曾在其他学术脉络中获得其他研究者的关注，但从未被纳入“门罗主义”全球传播史的脉络。同样，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人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关联，学界已有一系列很成熟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附带性地注意到“门罗主义”话语和符号在这些思想者的论述中的存在，因而可以在专题性的“门罗主义”话语与符号研究中，获得重新处理。刘小枫教授2020年发表的《“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则讨论了“门罗主义”话语与近代中国历史的若干节点，在问题意识上对本书第四章有所启发。

刘小枫编《〈大地的法〉与现代国际政治》（三联书店，2021），其中收录刘小枫《 “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