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2020年，全球遭遇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后冷战时期全球金融与商业网络的不断拓展，同时也为瘟疫的全球传播准备了渠道，但谁也未能预料这场瘟疫惊人的烈度。病毒通过恐惧，将全球联为一体，但同时也激活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削弱的种种边界，当人们固定不动时，资本的流动也停滞了。从柏林墙倒塌到2020年大瘟疫，后冷战时期的美式“全球化”，终于走完了它的生命周期。

大瘟疫之后，许多国家和区域单位将不得不更重视风险的管控，比如说，在本地重建一些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以保证战略性物资的供给；在一些社会政策领域，限制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适用，增强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强调国家和区域空间自主性的声音将会持续上升，因而有可能为“XX是XX人的XX”这样的“门罗主义”式话语提供更大的繁殖空间。2020年的欧盟政治家比以往更强调“欧洲主权”的理念，而西太平洋各国也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加强了区域经济整合。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花独放不是春”，单极霸权秩序本身具有巨大的风险。在一个被资本与军事力量“夷平”的世界里，人类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必将难以保障，被霸权支配的族群和个人，其能够达到的卓越，其能够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也被人为地设置了某种“天花板”。

然而，20世纪上半叶充满动荡与杀戮的历史告诉我们，“多极化”存在不同的路径。严分畛域、高墙林立，相互竞争的区域霸权划界而治，压抑着最为弱小的国家与民族，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多极化”路径，但肯定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和平与繁荣的人类文明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德、日理论家仿照“门罗主义”提出的不同区域霸权划界而治的设想，如果付诸实施，将意味着当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协调机制的终结。但即便将这种设想付诸实践，也无法避免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门罗主义”的演变史表明，当区域霸权面对全球霸权时会强调“区域主义”，但一旦自身具有成为全球霸权的机会，“区域主义”就可能会被抛弃；而中国北洋时期运用“门罗主义”话语的军阀割据政治也呈现出类似的机会主义特征。不同区域霸权划界而治的秩序，也无法回应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风险，如气候变化、大瘟疫、全球经济的波动等。

因而，比简单的“多极化”呼吁更重要的是探讨“什么样的多极化”。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体系总是有被霸权国家利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放弃它们的充分理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协调机制，是在总结威尔逊主义与国际联盟失败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制度成果。在美国特朗普政权推行“单边主义”、与联合国之间的矛盾摩擦日益增大的今天，加强联合国的协调与领导作用，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与“多极化”的方向恰恰是一致的。全球各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霸权国家以资本增值为实质导向的“伪普世主义”，探索“国际主义”的新形态，既承认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又加强国家之间的协作，增进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福祉，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思考空间政治，尤其是边界（boundary）的位置与作用。边界发挥着隔离的作用——分出人群并保持他们之间的差异，保护一个政治共同体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其中也包括了控制病毒跨境传播的能力。但边界也完全可以成为促成沟通、合作与共同演化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成为承载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道义地带”。在“多极化”时代来临之时，我们希望这个时代不至于完全重蹈近代世界霸权逻辑和“势力范围”思维的覆辙，期待国家、民族与文明之间的边界，成为保持差异—多样性和沟通交流的黄金线。空间政治的各种新旧形态在今天的交织和展开，将检验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