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儒家治道传统立足于中华文明，蕴含丰富的治理价值与治理经验，然而在国内有关治理的政治科学主流研究中，儒家治道资源往往不受重视。当今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应该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研究范式，要提防西方治理理论背后所掩藏的新自由主义陷阱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儒家治道传统内涵丰富：天道信仰的治理精神，民为邦本的治理目标，礼乐刑政的治理制度，君子之治的治理主体。但只有通过与现代国家治理对话，不断丰富其内涵，以天道化人道，以民本化民主，以礼乐化刑政，以君子化公民，才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关键词]儒家；治道；治理；民本；民主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东西方社会都致力于寻求建立优良的政治秩序，此乃政治之本义。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存在差异，不同社会所理解的优良政治秩序都有所不同。现代西方治理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政治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治理价值以及治理方式，中国并不能直接援引，而必须立足于中华文明，对其进行批判式的吸收。儒家治道传统立足于中华文明，蕴含丰富的治理价值与治理经验，但其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不断丰富内涵，并与现代西方治理对话，才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国内政治科学研究的主流在研究国家治理时，往往忽视儒家治道传统对现代国家治理的作用与价值，而研究儒家政治传统的学者往往不能很好地考察现代西方治理的利弊，因而不能对儒家治道传统进行与时俱进的创造性阐释。

　　本文试图通过阐释儒家治道传统的内涵及其现代转化，探求其在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意义与作用。第一部分将考察西方治理研究的趋势，以及受此影响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由此阐明研究中国治道传统对于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将考察历史上儒家治道传统的形成，以及构成其主体的“道统”与“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将从天道信仰、民为邦本、礼乐刑政、君子之治四个层面，BT版天剑狂刀页游，阐发儒家治道传统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所呈现出的丰富内涵；第四部分将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出发，阐发儒家治道传统如何通过与现代国家治理对话，实现其现代转化，并进一步探寻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一、西方治理研究的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西方治理革命源于区分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出现了治理革命，呼唤“更多的治理，更少的统治”。简言之，治理与统治的差别在于，“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这场铺天盖地的治理革命，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全球化的挑战密切相关。对此，公共管理领域提出协商性治理，经济学者提出以市场为主的经济治理结构， 尤其是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报告《治理与发展》中，强调“善治”的四个标准：公共部门管理、问责、法治与信息透明。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方治理革命早已席卷全球各个领域。国内政治学学界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的治理研究？如何评价西方治理研究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影响？对此，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是俞可平。他翻译引介的《治理与善治》一书是国内理解西方治理革命的权威著作。在此基础上，俞可平所强调的治理与统治的区别为学界普遍接受。他认为，治理是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其中的技术性因素重于价值性因素。他提出了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个标准：权力运行的制度化、民主化、法治、效率与协调。其中他特别强调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是杨光斌。他指出，西方政治科学理论具有强烈的民主化色彩，以西方制度为标准来衡量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其对中国的影响体现为中国早期政治学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此后西方主流的治理理论核心仍然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中国要建构自主性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在治理上，要秉承中国的“致治”传统与实用理性，重视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统治权的建设，研究真实的社会，让治理理论起到治理的作用。第三种观点的代表是王绍光。他指出，西方的治理概念空洞而混乱，名为跨学科概念，实则充满歧义，内涵不清，外延无边。他认为西方的治理研究并没有能够实现“从政府向治理”的范式转换。治理革命主要兴起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其背后的推手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西方主流治理理论体现出强烈的新自由主义主张。

　　我们认为，俞可平的观点对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影响在于，强调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差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主标准，但同时重视治理行为的工具理性特征。杨光斌和王绍光的观点都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界对西方主流治理理论背后的价值色彩（社会中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对国内部分治理研究日趋工具化的警示和提醒。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审视西方治理理论背后的价值色彩？它绝不是不带价值色彩的工具理性。首先，西方治理革命的核心价值是民主。强调公共利益最大化，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以及公民的充分参与。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公民为中心的公民治理充分体现了民主治理的精神，公民社会的构建、NGO等第三部门的运作都是民主治理的实践。其次，西方治理革命中盛行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体现了法治的价值。多中心治理强调面对公共问题，一群相互依存的人可以自我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self-governance）,由此形成政府、市场、自主治理三种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形态，以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显然，在呼唤多中心治理的背后，是对传统政治行政权力中心化的限制与制衡，而整个多中心的分权架构和社会自治的实现是以法治为基本保障的。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失灵，如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使用“休克疗法”导致政治经济混乱，新公共管理推崇的市场万能逐渐受到“市场失灵”的挑战，出现了一系列政治难题，诸如政治衰败、民主失败与无效国家。西方治理研究开始打破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转向关注“治理能力”与“治理成效”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为了弥补自由主义忽视国家能力建构的不足，福山将治理定义为“政府制定或执行规则，提供服务的能力，而不管这个政府是否民主”。这篇关于治理的文章明确强调政府治理水平以及对国家能力的实证化测量。福山关于治理的进一步研究体现在其专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他提出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三个衡量指标——国家能力、法治与负责制政府。国家能力指国家具有强大的领导组织动员能力；法治指具有限制国家权力的有效制度；负责制政府指政府对民众负责，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主要通过法治和议会制等制度实现。福山认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同时使这三个指标制度化的是英国，既通过制度制衡限制政府权力，又没有破坏强大而统一的主权政府。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者深化了治理理论的研究，抓住了自由主义民主治理的要害，使得治理研究在政治学领域得到深化，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但是，福山的理论，尤其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中华政治文明对自身的理解？这种对自身政治历史的理解，显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事实上，近些年中国政治学界的“福山热”也证明了这一点，福山关于中国治理的反思尤其引发学界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