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现代中国，君子与公民在政治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君子首先是公民之一分子，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绝不可能有任何特权意识，诸如某些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自认为应该享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另外，尽管君子在道德伦理与贤能程度上高于公民，这也绝不能成为君子产生道德优越感的依据，有此种优越感者必然是没有严于修身的“伪君子”。子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贤与不贤始终是相对的，是修身达到的程度不同。而修身没有止境，即便圣贤也不会有高于众人的优越感，因为圣贤之上还有更高的天。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精英”与“民众”截然对立，这源于“精英”只不过是教育、技艺上的出色，并非德行的卓越，他们并非儒家意义上的君子。

　　综上所述，只有君子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积极引领作用，才能构建优良的治理秩序。贤能君子应当具有高度的伦理自觉和使命担当，扎根于民众，服务于民众，而非脱离民众，骄傲自大。公民在履行基本的公民义务的基础上，努力向贤能君子学习，并汲取西方民主政治中公民自治与有效参与的治理经验，积极投身于各级公共事务的治理中。由此，君子与公民共治的治理将传承“协和万邦”的儒家治道传统，共同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五、余论

　　本文的写作源于对当今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现状的担忧：第一，普遍使用西方治理理论与治理方式，而不对其潜在的理论预设和理论价值加以反思；第二，政治科学的主流研究忽视儒家治道传统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疏于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构建现代国家治理理论的资源。为此，本文考察了儒家治道传统的形成及其丰富的内涵，旨在表明：尽管儒家治道传统蕴含天道信仰的治理精神、民为邦本的治理目标、礼乐刑政的治理制度、君子之治的治理主体，但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和呈现方式却不断随着时代而变化。因而，本文重点讨论了儒家治道传统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应如何转化。只有通过与现代国家治理对话，以天道化人道，以民本化民主，以礼乐化刑政，以君子化公民，儒家治道传统才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本文所说的治理与治道，意指对现代西方治理文明与中国治道传统的比较与对话，绝不是对二者进行简单的取舍。由于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儒家治道传统，对现代西方治理文明的理解难免会有些以偏概全。本文所提出的儒家治道传统的现代转化的思路仍然只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能够重视儒家治道传统，以中华政治文明为本，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治理文明，从而能够真正有助于现代中国构建良法善治的治理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