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以礼乐化刑政，就是以中华政教文明的传统来调节现代法理型统治，以使其更加符合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仍然符合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治理方略，但中国法治的内涵应具备更多本土化的色彩，更体现中华政教文明的精神。尤为重要的是，以礼乐化刑政，绝非以礼乐替代刑政，绝不能将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更不能将礼乐教化的德治曲解为不要法律制度的“人治”。当今中国只有融合德治与法治、礼乐与刑政，并以礼乐的生活方式调和现代法理型统治的“刑政”，才能构建有中华政教文明特色的法治国家。

　　（四）以君子化公民

　　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公民伴随着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其内涵主要由自由主义思想主导。姚中秋、郭忠华等将现代公民的肖像勾画为：法理为本，奴者为镜，国家为界，权责为途，自由之境。现代公民首先是法律概念，主要基于法律对个人平等权利的维护。现代公民追求平等，抵制不平等的主奴关系。现代公民的界限是民族国家，以追求权利和履行责任作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途径。现代公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现代公民的重心在于对个体权利与平等的维护，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强调公民个体权利本位，往往忽视公民的德性教化，公民与他人的关系不仅仅是陌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需要更多的友爱伦理。强调公民的绝对平等，往往忽视贤能精英在公共事务中的重要使命，从而导致民主社会的均质化和平庸化。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早有反省，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思潮强调公民自治、积极参与的美德，都是对个体本位的现代权利政治的弥补和修正。与之相关的公民社会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也可以归于对自由主义公民政治的反省。

　　以上主义和思潮对当今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学界的主流仍然认为，中国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资源仍然是西方，尽管可能诉诸西方不同的思潮，而对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以及受其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治理资源在根本上持否定态度。例如，自由主义学者主张君子与公民的彻底不同，认为两者之间无法对话。近年来随着儒学复兴，这种学术倾向正在发生转变，尤其在政治哲学领域，部分自由主义者正在积极展开与儒学对话，寻求自由主义资源与儒学传统资源对社会的共同治理。笔者赞成此种学术转变，但与之不同，笔者主张中国社会的治理主体是贤能君子，以培养和塑造君子为本，以君子带动公民。这意味着以儒家治道传统中的君子之治为本，充分吸收、改造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与实践经验，对此可以表述为“以君子化公民”。儒家治道传统的核心是君子之治，这种贤能政治的传统至今仍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发挥影响。以君子化公民，就是要使君子贤能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首先，如何构建君子的培养机制？经过孔子以来儒家文化的改造以及现代政治文化的熏陶，君子早已不再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如“有位者”)，而是蕴含强烈的伦理自觉的贤能（如“君子喻于义”“士志于道”)。传统君子的培养依赖儒家的文教体系，在涵泳经典中变化气质，在具体生活中践行儒家之道。现代君子的培养应该先在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中推广，注重经典教育与修身实践的结合，如在小学中学中普及《论语》，将其与现代公民的修身教育结合。然后在高等教育以及专业人才教育体系中推广，注重以阅读中西经典为主的通识教育，注重专业技艺与君子德行的结合，培养具有文明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的君子式政治家、君子式法律人、君子式商人与君子式学者。如何使儒家文教体系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中扎根，构建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的君子养成的教育机制，是儒家治道中的君子之治实现现代转化的关键。如果君子养成的教育机制日渐完善，贤能君子在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能够发挥引领带头作用，就能更有效地带动民众，形成更加良善的国家社会治理秩序。

　　其次，如何构建君子的选拔机制，使其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君子选拔是大国的宪制问题，它不仅依靠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等方式发现人才，还需要制度性渠道保障人才选拔。历史上儒家政治中的君子选拔制度曾采用察举荐举制与科举考试制，十分注重考察君子的德行与技艺。对当今中国国家治理而言，要选拔治理的领导者，必须考察治理者的德行伦理，勇于承担责任的担当意识以及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民主价值在君子选拔机制中通过选举投票体现，儒家民本政治中的民本价值在君子选拔机制中通过民心民意体现，如何能将德才兼备原则、选举投票程序与民心民意的表达相结合，融入现代社会君子选拔机制，可以在党政干部选拔机制的具体实践中详细考察。

　　此外，如何建立和完善公民教育体制？根据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国在依法治国中全面推行对公民权利的法律维护，并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某些法律对公民权的保护还不尽如人意，但全体公民的权利意识却普遍高涨，甚至走向极端。中国正在经历令人焦虑的道德危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缺乏道德底线的民族，又如何实现良法善治？因此，一方面，由于个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当代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另一方面，道德危机致使当代中国人产生心灵焦虑和伦理危机。要解决这种政治—道德难题，就必须考虑如何使日益个体化的公民习得公民美德与道德伦理。儒家治道传统重视德性教化，强调君子身先士卒的榜样模范作用，对于现代公民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西方社会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主张培养更具公民美德与公共意识的“厚公民”，当今中国亦应该继承儒家教化传统，在公民教育中融入更多道德伦理与公民美德教育，如仁、义、礼、智、信，培养“君子式公民”。以君子化公民，并非通过现代西方的理性启蒙教育，使公民反对传统道德与宗教，而是汲取儒家的教化传统，注重躬行实践，以身作则，以德化人；注重培育社会中的公序良俗，敦风化俗，通过良善的法律、风俗浸润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