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早期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只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治理本身并无更多价值的色彩。这种观点尤其体现在公共管理领域与经济学领域。但正如王绍光指出的，治理理论的价值中立不过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21世纪的西方治理理论，以福山为代表，出现了对原有治理理论的调整和深化。然而，当今中国治理研究很多仍仅仅停留在早期治理理论工具理性的层面，而不去探求治理方式背后蕴含的深层次的价值追求，例如民主与法治，以及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如何理解这些治理价值与中华政治文明之间的关联。杨光斌与王绍光的研究已经朝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自主性方向努力，但在中华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上仍然较少涉及。

　　鉴于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应该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研究范式，要提防西方治理理论背后掩藏着的新自由主义陷阱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要有自己的建构和特色，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应该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置于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因此，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时，中国需要借鉴西方治理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但在进行制度模式选择时，必须清楚“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换言之，中国在借鉴和学习西方治理理论与经验时，一个重要的思考向度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治道思想与实践蕴含着丰富的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经验，也是我们探究中华政治文明传统的关键性资源。但当今中国对自身政治文明的传统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仍受到传统的浸润；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长期处于对传统的误解与反叛中，以为只有不断摧毁自身的政治传统，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现代化。鉴于此，中华政治文明传统并非自明，而需要我们去追溯其渊源流变、挖掘其潜在内涵，以激活其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生命力。这正是本文探讨儒家治道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思考背景。

　　二、儒家治道传统的形成

　　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治道的思想一以贯之。早在“治道”一词出现以前，孔子删定《尚书》，就汇集了中华民族寻求优良政治秩序的治理之道。尧舜时期的“天下为公”成为后世国家治理的最高理想，周公的敬天保民与制礼作乐成为儒家“礼治”的治理典范。先秦诸子源于六经，都对治理天下之大道心向往之，因此中国的思想与学术都与“治道”问题密切相关。   “治道”一词的使用，最早源于《墨子》。“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中》），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正是其治理天下的主张。庄子在《天道》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将“刑名赏罚”看作治理的具体手段，而天道才是真正的“治之道”。

　　儒家的治道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中国传统政治都发挥了主导性影响。孔子阐发六经大义，法先王之道。孟子的“仁政”说、“民贵君轻”说为历代政治家所推崇。相对应庄子关于“治之道”与“治之具”的划分，儒家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治道”与“治术”、“治道”与“治法”、“道统”与“治统”等。这些表述不同，但意义相近，本文采用后世使用较多的“道统”与“治统”。“道统”是指政治体建构与运作的根本原则与方向。“道”有两种根本含义：一指道路，二指指引方向。“道统”包含敬天保民、为政以德、修齐治平等根本价值，“治统”包含礼乐刑政、制度法规等用来实现“道统”的手段与方式。

　　关于“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儒家认为，三代以内，圣王合一，治教合一，王集“道统”与“治统”于一身；三代以后，圣贤与王不能集于一人，王只能行使“治统”，“道统”不再掌握在王手中。《新唐书·礼乐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但即使在“治统即道统”的周公时期，中国政治仍体现为“道统”高于“治统”，周公终身为臣，受到王以及后世王室的无比尊重。一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天子之权力，使“治统”凌驾于“道统”之上，而秦亦历二世而亡。宋代大儒朱熹阐发的“道统”与“治统”正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延伸。儒家士大夫弘扬“道统”，主张“道统”高于“治统”，以捍卫“道统”来批评现实君主和百官的政治治理。士大夫通过经筵讲习与谏议制度，以先王之道和三代之道来批评具体政治，由此形成宋代独特的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局面。明清政治日益走向专制，亦是违背了道统高于治统的根本理念。清朝君主以“道统”与“治统”集于朕一身自居，士君子士气萎靡，沉迷于考据，无法捍卫“道统”，导致君主权力达到空前的专制。

　　由此来看，儒家思想构成中国政治文化的大传统，即“道统”高于“治统”，学术必求能领导政治，政治必求能追随学术。“道统”取决于孔子代表的士君子不断法先王之道、原道、寻道与护道，其代表着政治的正当性。“治统”必须遵循“道统”的原则及其指出的方向，进行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才能获得政治正当性。“道统”与“治统”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结合。如果坚持二者的绝对合一，那是法家维护君主专制的主张。“道统”应该是天下万世的公理，是天下人治天下的公共性的体现，假如两者都被统治者垄断，国家治理的权力运作就缺乏天下人的监督。如果坚持二者的绝对独立，势必会造成二者各说各话，“道统”空疏而迂阔，“治统”狭隘而短视。例如，晚清时期乾嘉汉学不问“治统”，专言“道统”，终究是一个伪“道统”。晚清时期理学名臣构成的“清流派”空谈“道统”，以清谈误国，延误了国家改革变法的最佳时机。所谓“道统”与“治统”的相对独立，是基于具体分工不同的考虑，“治统”是对国家治理方式和制度运用的探求，“道统”是对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的探求。中国传统政治实践表明，二者需要紧密结合，“道统”是国家统治不成文的宪法，需要士君子以天下为己任，以弘道和卫道的使命感，时刻予以守护。“治统”必须要遵循“道统”方向的指引，无道的国家治理不可能形成优良的国家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