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中关于“天、君、民”之间的治理权力架构构成了约束君王权力的“天道宪法”，其在政治中体现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的洪范大法。以公正无私的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就是遵循道天道民本的“天道宪法”。这种天、君、民之间的权力结构在后世被反复重述，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天道通过人民的根本诉求得以彰显，也由于后世君主权力专制违背人民的根本诉求而变得晦暗不明。

　　在上述天、君、民三者的权力关系中，先秦以后的现实政治更多地强调君对民的治权、君王对百姓的仁爱与惠民养民，这容易使人误解，以为人民在政治中只是被动地被照顾，君王才是政治的主动者，从而遮蔽了人民在政治中的主动性及其根本作用。而在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天与君的关系、天与民的关系更加重要。一方面，天民一体的民本思想强化了“天道宪法”对治理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另一方面，民本体现的公共性在强调贤能代表的治理与教化的同时，并不忽视民众议政的声音。总之，在天、君、民的权力架构所体现的民本思想中，必须将天与君、天与民的关系置于首位，由此才能形成“道统”对“治统”的教化和制衡。

　　（三）礼乐刑政的治理制度

　　“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礼记·乐记》）是儒家治道传统所追求的理想治理制度。早在《尚书》记载的三代之治中，就彰显出“以刑弼教”的精神。舜在分派官员时，派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尧典》），以日常人伦之道教化百姓，又派夔作乐，以诗歌声律教化百姓。舜又派皋陶作士，主管刑狱司法，所遵循的原则是“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尚书·大禹谟》），即五刑的作用是辅助五教，最终是为了不用刑，使百姓合于中道。春秋时期已经出现礼崩乐坏，孔子继承先王之道，阐发“以刑弼教”的大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然而由于战国时期兵刑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主张德礼的儒家与主张兵刑的法家的分化，孟子的“王霸之辩“容易导向否定兵刑的“王道"' 法家的刻薄寡恩则导致秦历二世而亡。

　　汉代的基本治国方略是“礼法共治”。一方面，汉承秦制，在国家行政体制官僚系统中，受法家影响很大，多任用刀笔吏、文法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经贾谊到董仲舒的儒生持续努力，儒家的礼乐教化通过制度改良（如察举、循吏），逐渐深入国家与社会治理。如贾谊所言，“刀笔筐笢，不知大体”，汉儒不断将儒学识大体的精神渗入吏治中。儒生与官吏不断融合，共同形成“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的治理制度。而宋明以下，儒生高居上位，官吏沉沦堕落，实际政务多由在下的官吏负责。儒生与官吏的截然分离致使中国政治病相百出。

　　传统中国治理制度中的“礼乐刑政”体现了政治实践中的儒法之争与儒法融合。法家从儒家衍生而出，两者的目标都是“务为治”，儒家主张家庭人伦为政治的出发点，在教化中培养人的德行。儒家的为政思路在于，礼为政本，教化为先，构建亲亲尊贤的社会秩序。法家主张公私之分，出于对人性的根本怀疑以及对人趋利之心的利用，依靠外在的法律规范，使人们摒弃私利，维护国家利益。法家的为政思路在于，利为政本，重刑以止奸。为了适应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治理，儒家在制度法律上多与法家合作，但在对其原则与运用的解释上多秉承礼治的精神，“以礼入法”，礼主刑辅，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即为以经义解释司法实践的例证。后世国家法典编订多出自儒臣，儒者担任官吏时多按照制度法律处理政务。由此可见，儒家与法家在政治实践中各有长短，需要互补，儒家长于礼乐教化而重文，法家长于循名责实而重质，儒家法古而长于守成，法家法今而长于变革。中国治理制度的实践不可能是纯儒之政或纯法之政，而必然是儒家与法家（还有道家）的融合。汉宣帝所言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其实正是儒法融合的体现。

　　儒家治道传统从来不排斥法律，但也从不唯法律是从，法律只是儒家实现国家社会和谐治理的工具，法律秩序也只是儒家所追求的善治的一端。在具体的治理制度实践中，对于法律制度的一致性、明确性与稳定性等，儒家与法家均无异议。作为中华政治文明极具特色的治理制度，儒家治统中礼乐刑政的结合体现了一种德主刑辅、教化为先的政教文明。礼乐与刑政的融合、儒与法的融合在当今的意义尤需深入思考。

　　（四）君子之治的治理主体

　　君子源于三代之治的封建贵族，它首先代表政治地位和身份，与之相对的“小人”则指庶民。然而，君子并非仅有政治地位，而是要经过六艺的教育，养成美好的德行，以实现“德位相应”。《尚书· 尧典》塑造了中国优秀统治者的典范——德位相应的尧、舜。“德”绝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道德，而是包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方面的出色与卓越。就尧而言，“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是其修身之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是其齐家之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其治国之德，“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是其平天下之德。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是构建“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作为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不仅仅是培养君子的技艺，更是在技艺中培养君子的德行，如以射礼培养君子的谦让节制和反求诸已，以乐教培养君子的诚敬中和。因此，君子应集德行与技艺于一身，在实践中培养明哲审慎的实践智慧。君子就是贤能，贤强调德，能强调艺。君子之治就是贤能之治。春秋时期涌现出大批具有儒者气质的士君子，如鲁大夫臧文仲、晋大夫叔向、郑大夫子产， 其智仁勇之德行为后世君子效仿并发扬光大。

　　当封建贵族走向腐朽，“德位相应”的君子之治就无法维系。因此，孔子“设以德致位之教，传弟子以治平之术，使得登庸行道，代世卿而执政。故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孔子用以培养君子的六艺继承了三代中的贵族教育，却打破了封建世袭的禁锢，使愿意成为君子的人，无论贵贱，都可以通过学习诗书六艺，在躬行实践中修德以取位（“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孔子以来的儒家致力于将君子从封建等级制的“位”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平民社会中的德行出众者。君子从民众中产生，以其贤能影响并造福民众。以君子构成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构成儒家治道传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