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儒家治道传统包含“道统”与“治统”两个层面，既包含对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与方向的探求，又包含如何运用制度法规来实现优良的治理。以下，笔者将从“道统”与“治统”两个层面分别阐释儒家治道传统的内涵。

　　三、儒家治道传统的内涵

　　（一）天道信仰的治理精神

　　华夏民族对于天道的信仰始于占卜祭祀的神灵信仰，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则转化成一种体现理性与德行的天道信仰。《尚书·尧典》确立了华夏民族的天道信仰，使其成为后世一切思想文化观念中神圣性的渊源。“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尧派天官根据宇宙运行的规律安排民众的日常生产活动。孔子赞美尧的伟大贡献在于敬天与法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 尧曰》）。对于政治治理而言，天道信仰的意义表现为如下方面。

　　首先，天道信仰朔造了华夏民族诚敬的心灵，使其敬仰人之外更高的天，而不至于陷入唯我独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对天的诚敬通过人的德行展示出来，即“以德配天”，人并非盲目地服从天的命令，而是可以通过不断实践德行，与天地并立，构成《易经》所说的“天、地、人”三才。人行天地之间，既法天道，又紧紧连接着脚下的大地，由此才形成人道。与西方的神道宗教相比，天道信仰就是华夏民族的宗教。前者信仰位格神的上帝，后者信仰大化无形的天道。上帝“太初有言”，天则不言，天生万物，天行健是天的大德，“君子自强不息”，“以德配天”是人法天的德行。

　　其次，天道信仰构成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天命的授予与天意的抉择都以德行为根本。一方面，“天命有德”将天命的授予与统治者的德行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所遵循的“天道宪法”。根据孟子的解释，统治者的治理权力是“天与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尧向天推荐舜，天考察舜的德行后，才受命于舜。另一方面，“天命靡常”更是对统治者的教化与警戒。殷纣王早期还能维持天命，是因为还有贤哲在其左右。后来，纣王无道，百姓向夭呼吁，诅咒纣之速亡。尽管纣王自以为天命与生俱来，也可以永存，但天哀痛四方之民，终将统治权从商受命于周。周公反复叮咛统治者“殷鉴之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就是告诫君王唯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之受命。从尧舜的“公天下”到夏商周的“家天下”是中国政治的第一次大转折，这意味着“天命有德”的受命逻辑受到挑战，但周公仍试图通过制礼作乐，藏“天下一家”的理想于“家天下”之制。周公的礼治不仅维护了一家一姓的统治，而且丰富了华夏民族“以天下为家”的政教理想。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天道信仰每到一定时期总会衰落，会被统治者僭越，春秋战国时“陪臣执国命”而礼崩乐坏，秦始皇称帝后废除祭天的郊礼，其封禅只是为了祈求自己长生不老。尤其是在君王权力专制达到巅峰的清朝政治中，皇帝直接宣称自身集“道统”与“治统”于一身。因此，如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断重塑华夏民族的天道信仰，以“道统”约束“治统”，捍卫“天道宪法”，就成为儒家道统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

　　（二）民为邦本的治理目标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 阳货》)“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那么，天道高深莫测而不言，又如何在政治事务中呈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本是天道信仰在政治合法性中的根本体现。天、君、民之间构成治理权力的框架，它内含三层含义：第一，天与君的关系。“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天受命君王，是让其以德行来治理和教化人民。君王的权力来自天，他只有符合德行的标准，才配天命，否则就会被取消天命。第二，君与民的关系。天受命君，君由此拥有对民的治权。君被称为“天子”（天之元子），代天治理百姓，由此会有“天子作民父母”。这个比喻强调的是君民之间的亲亲尊尊，君王要像爱护家人一样体贴民生疾苦，既凸显了中国政治家国同构的运行逻辑，又彰显出君王以民为本的终极政治使命。第三，天与民的关系。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   解：（1）天从民愿，民心为天命之本，天民相因，天命体现为民意。“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 皋陶谟》），人民始终与天命在一起，审视君王的一切，君王敬畏天命，就要敬畏人民。（2）天为民相，天乃民之助，天为民而劳。天之助民还表现在会惩罚那些不能忧民教民的君王，最大的惩罚就是取消对其的授命。（3）天裕民生，天开民衣食之源，知民生之所依。”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尚书．无逸》)

　　民本是天下公共性的体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取决于其贤德的程度，而非人人平等投票。周公所表彰的“民献十夫”就是非常典型的民意代表，“民献”指的是民众中的贤者。传统的“士人政治”也可以被看作贤人代表政治，因为其中“无贵族，无庶民，亦无贫富之别，惟择其有学与贤者”。此外，除贤人代表以君臣商讨、谏议与纳谏等途径参与政治之外，民众也能通过不同途径参与政治，如统治者召开万民大会，向众庶咨询军国大事；国人直接进见国君，与国君当面对话；通过街谈巷议在固定场所议论朝政得失，比如召公谏厉王弭谤，子产不毁乡校；通过诗歌民谣讽刺时政，国君往往以采风的方式将其收集起来，倾听民意。随着近世新儒学的开展，宋代以来的公论观念及其表达，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对人类道德—言论理性的高度重视，从中孕育出丰富的公共意识和正当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