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实政治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德位相应”，诸如春秋政治中无德之君臣比比皆是，有大德者如孔子却无位，但以君子为主体的贤能政治却成为儒家道统影响中国治理的重要途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教化政治的实现主要依靠那些捍卫道统的贤能君子，他们“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在国家体制内担任官员时，他们精忠报国，崇德报功；在退居乡林之野时，他们以自身的德高望重影响感化地方民众，成为地方乡贤。总之，没有这些贤能君子对道的践行与坚守，坚信道统高于治统、师儒高于君王，儒家贤能政治就不可能实现。

　　君子作为治理主体，不仅依赖儒家文教体系的培育，而且需要诸多人才选拔制度来支撑。正如苏力所言，精英的选拔是大国的宪制问题。首先，精英政治的社会共识是在儒家文教体系主导教育下产生，“贤贤”是中国政治的共识，尽管对于贤与能的标准有不同理解。其次，精英的选拔不仅仅依靠统治者的个人德性与政治判断力，如求贤若渴、知人善任，而且需要制度化的选拔方式加以保障。汉初精英多任用功臣，虽其中不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能人，但功臣无法世出，精英的延续无法保障。汉武帝时开始推出的推举和察举制度打破了功臣世袭的做法，使天下德能兼备的人才能够被选拔出，为国家与社会治理服务。从察举向科举转变，一方面源于察举造成门阀世族掌控政治的人才固化；另一方面源于加强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人才选拔的需要。千年之后科举制被废除，则源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刺激与挑战，旧的人才无法满足国家需要。当今，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语境下，治理主体应为什么样的精英，如何培养这样的精英，如何选拔这样的精英，儒家以君子作为治理主体的治道传统有何借鉴意义，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深入探讨。

　　四、儒家治道传统的现代转化

　　尽管儒家治道传统内涵丰富，但由于其历史上长期服务于君主政治，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将传统与现代极端对立，儒家治道传统也与君主制一道被丢入历史的废墟，从而无从参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首先将传统政治的政道归于“政治不正确”的“一人统治”，现代中国则必须建立“政治正确”的“民主政道”，在此大前提下，儒道法思想作为“治道”才有意义。张君劢的《中国专制君主政治之评议》一书历陈君主制与民主制的根本差异，认为君主制只会陷入治乱无常的循环，而民主制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牟、张二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他们只肯定儒家追求“内圣”的道德学说，希望以此作为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础，却将儒家的“外王”政治学说与传统君主制一起彻底否定。在20世纪的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儒家如同一个游魂，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90年代后，社会上出现强烈的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执政党顺应民意，在国家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日益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学术界以蒋庆、陈明、干春松、姚中秋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的崛起推动了政治儒学的兴起。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儒家治道传统的现代转化，使其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已经引发学术界的强烈关注。

　　我们在下文中拟接着上述所阐发的儒家治道传统的内涵，通过与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民主、法治、多中心治理、公民美德等进行对话，不断丰富儒家治道传统在当今时代的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当然，由于篇幅和我们能力所限，这里提出的转化路径仅仅是初步的论纲，有待日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一）以天道化人道

　　现代西方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政教分离，但这绝不意味着政治不受宗教精神的影响、公民不受宗教伦理的教化。考察美国建国精神，无论是追溯到清教徒的虔敬勤奋与节俭自律，还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追求共同幸福的古典美德，都清楚地体现出美国国家治理的立教之本。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充分地展现了宗教对于政治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现代世界日益被“除魅”，美国国家治理的立教之本也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公民伦理缺乏源于宗教与历史的神圣性与历史性。公民宗教引发热议，正是对这种政治世俗化危机的回应。

　　20世纪经历数次反传统的革命冲击，中国社会中的天道信仰已然衰微。受现代西方政教分离原则的影响，现代中国政治已成为纯粹世俗化的人道政治。然而，原本由儒家承担的教化使命，却并没有能够由适应中国人生活的宗教来有效替代。由此出现了两方面危机：一方面，国家伦理资源亏空，政治中缺乏神圣的伦理价值，无法唤起社会的普遍认同，无法提供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社会中缺乏教化的力量，物质主义和消费至上的观念笼罩社会，民众陷入信仰的虚无，甚至无法遵循诚信的底线共识。因此，如何重塑天道信仰的精神，使其化解现代国人的信仰危机，影响与提升世俗化政治的品性，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首先，中国国家治理要理清政教关系，重塑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重建国民精神秩序与教化伦理。一方面，中华政治文明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历史上一直呈现为政教文明。政体现治统（君），教体现道统（师），治统遵循道统，道统引导治统，因此中国的政教关系十分独特，既非截然分离，又非完全合一。我们无法用西方“政教分离”或“政教合一”模式来解释中国。当今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重大事务治理中确实体现了超高的效率，但同样由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以至于任何微小的治理不当都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政教关系上，政府对宗教与教育的过度管控，只会使它们所具有的精神治疗与身心平衡功效日渐式微，而激发其在形式上转变成另一个权力性的“政治空间”，从而与现实政治形成竞争或冲突性的张力。相反，如果借鉴儒家政教文明的治理经验，给社会教育以充分的重视，发挥“教”的社会教化力量，必将激活人潜在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儒家对于天道信仰的重塑、社会人心秩序与传统教化伦理的重建负有重要使命。华夏民族的天道信仰的深层内涵有待于当今学者深入研究和阐发，“天人合一”的深层意蕴亦需要深入考察。尤其应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考察儒家的天道信仰与西方上帝的神道信仰之间的异同。此外，当今儒家复兴，不能只是儒学在学院层面的复兴，学院化的儒学仅仅以中国哲学的名目保存了“儒家形而上学”的义理，儒学并非哲学，学院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中的多数往往因为脱离社会，而被讥为“死儒”。从历史上看，儒家一直是社会教化的主要承担者，也正因如此，儒家才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儒家复兴必须深入社会，继续承担社会教化的功能。笔者建议在社会层面儒教复兴。康有为称儒教是“人道教”，牟宗三称儒教是“人文教”，姚新中指出，中国的“宗”将祖先与后代相连接，“教”则指向古训的传递。亦有人称儒教是“文教”，取《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含义。这些都表明，中国学者对于儒教与西方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差异有普遍共识。儒教中没有基于天人对立所形成的强势的外在超越，而是追求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追求即而不离，日用即道的浑然一体。基于儒教是一种“文教”的特点，儒教复兴意味着学习儒家经典，并在生活中不断实践。当今社会急需具有神圣性、追求德性的教化力量。过去“礼失求诸野”，儒生在民间设立书院讲学传道，形成“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书院传统。当今儒生仍然可以继承书院传统，使书院面向社会大众，与生活结合阐释经典，教化仁义礼智信的德行。总之，儒家教化的正道在于，“以天道为基础，以人文为枢纽，让受教之人在历史与文明的脉络中，认识自身在天地万物与人事结构中的位分，并努力循道而行，以达致具有整体意义的善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