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为政之道中，政教是为政首务，那么，如果说教化的内容如儒家宣扬的醇风俗厚人伦之类，那就太浮泛了，也就是说，以什么样的内容来醇风俗厚，是随着“政”的改变而变化的，政教的精神应该是一个随着政治生活诸多因素的变动而不断修正、更新、调整、嬗变的。王安石在《取材》中指出：“所谓文吏者，不徒茍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20其中的“政教更张”,就是指教化随着政治不断变动的特点。周必大在《东宫故事十五首》中也说：“某闻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边郡者末也。诚使朝廷之上政教修明，赏罚公平，则将帅何敢不宣力?”21治天下根本的朝廷其要对政教“修明”,也就是不断“更张”,随时治宜。

　　由上所述我们发现，这个不断向生民所施行的教化，就是不断地要使臣民与政权的治国理念合拍，王者的以风化下，就是统一思想，与林林总总的国家行政性事务相比，思想上的一统是统治的基石，对于王者来说当然是为政的首务，因此，政教就是朝廷对所有社会成员灌输的有利于治理的理念，它是随“政”之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其作用接近于现在的“意识形态”。帝王之学，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即“政教”来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从而巩固统治基础。在两宋时期，其政教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政教精神之旨归，亦随之变动，这深刻塑造着宋代的社会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牡丹与梅花的形象与之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它们地位的升降也折射着政教精神的嬗变。

　　二、盛世之黼黻与与民同乐：牡丹形象与北宋时期的政教精神

　　宋初，当林和靖唱出关于梅花韵致的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千古名句的时候，人们或许只是赞叹其化腐朽为神奇的新巧和梅妻鹤子的高雅，梅花在众卉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它在当时是不能与牡丹同日而语的，北宋时期冠于群芳的是天香国色的牡丹。

　　牡丹的赏玩和人工栽培始于隋唐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此花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犹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李肇《国史补》之作成，约在文宗大和时。其所谓‘京师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云者，自大和上溯三十余年，适在德宗贞元朝。”22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界普遍倾向于牡丹玩赏是由宫廷波及于民间，因此一开始就和皇家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了皇家的象征。宋开国以来，尤其是到了真、仁时期，皇室通过赏花钓鱼宴等活动和贡花制度以及组织大型赏花活动如万花会等，使牡丹与之结合得更为紧密，这方面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但值得深思的是，通过这些活动，牡丹形象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其内涵是否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

　　与文臣共治天下、与天下人共享太平是大宋对子民的庄严承诺。在皇权与士大夫的互动之下，宋初的政教精神向着忠君爱君与规范皇权的方向发展23,太平盛世的愿景成了政教精神的主要内容，在经历晚唐五代近百年的动荡后，这一愿景既顺应了民意，也满足了各方的政治诉求，一方面它凸显着皇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士大夫对皇权约束与规范的愿望，因为只有君王行王道才是天下致太平的保证，这是中唐以后思想界形成的共识。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从大量的当时歌咏牡丹的诗文可以看出，宋初的牡丹形象在凸显皇家尊贵的同时，体现着太平盛世的愿景，其作为太平嘉瑞、治世黼黻的内容得到加强。

　　宋初的歌咏牡丹文学作品除了赞美皇家之外还充斥着歌颂太平盛世的内容， 尤其是那些赏花钓鱼宴等活动的应制之作，这反映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对牡丹形象的塑造。宋初的盛世氛围与牡丹富丽华瞻、雍容华贵的风范具有某种共性的气质存在， 与优游不迫、纵逸闲雅、细腻深婉为感情基调的治平心态深相契合。在对牡丹的欣赏中，人们玩味着大宋带来的和平生活和自己内心的和谐、悠闲、舒展与旖旎多姿，这是处身治世所养成的一种娴雅的气度，更是太平盛世的国家所焕发出的精神面貌。这种风采韵致，人们在牡丹的欣赏中找到了寄托，因此，牡丹形象在当时不仅是尊贵皇家的象征，更是治世之黼黻，是政教精神所塑造的国家与士大夫精神面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