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皇权的尊贵并不是因其所处位置之尊显，而是因其贤能的德行能够为天下作则，能够与民同乐，而非独乐。因此，在牡丹形象的塑造中，宫花变而为万民喜爱之花，象喻皇家尊贵的色彩被淡化了，与民同乐共享太平的意义得到彰显。牡丹游赏在宋代由宫廷御苑走向民间，牡丹种植由洛阳一地走向全国各地，由权贵生活的点缀变成全民性的游赏活动，这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帝王与民同乐、共肇太平的治国理念。欧阳修是确立洛阳牡丹身份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的《洛阳牡丹记》在牡丹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修撰，不应该简单地视为单纯的文学或园艺史的撰著行为，而应视为一次政治文化行为，其所寄寓的，就是淡化皇权尊贵而突出与民同乐的思想。该书除了详述牡丹品种等外，其中透露的思想颇可注意，他说：

　　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他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岛之中；在天地昆仑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鬲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33

　　欧阳修否定了牡丹因处地势之中而尊贵的看法，也就淡化了牡丹作为皇家象征的含义，他强调牡丹乃天地中和之气所钟，遍地可以生长，至于城中之花美于四郊之花，他直言“不可考也”,不做深究，因为他要强调的是牡丹所代表的“有常之气”,天地中和之气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过则为丑，为妖；在传统儒家看来，为政之要亦在于“中与和”,在于履道而行。这样他就对牡丹的内涵作了一种新的诠释，它与王道相通，是圣王兴而大道行、与民同乐共享太平的象征。因此，我们看到，歌咏牡丹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举国如狂、万民愉悦的游赏情绪，与其说是出于对牡丹的喜爱，不如说是躬逢盛世的欣喜；与其说是赞美当政，不如说是对当道者的殷殷期许与谆谆告诫。欧阳修对牡丹尊贵身份的祛魅，淡化了其象征皇家的尊贵神圣色彩，凸显了牡丹在行王道之政方面的象喻意义。牡丹的无实，在歌颂文学中会被解读为帝王的谦虚之德，欧阳修则是这样论说的：“牡丹花之绝，而无甘实；荔枝果之绝，而非名花。昔乐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赋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不兼万物之美，故各得极其精，此于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34就是说，牡丹作为一种花卉，如万物一样，不可能完美，此造化使然。这就把牡丹与万物等而视之。

　　在劝诱皇权躬行王道的同时，士大夫文人也以优游闲雅、细腻深婉的治平心态来回应大宋带来的安定祥和，以细美幽微的心境来体味生活的韵味。因此，牡丹文学当中有许多寄寓闲情逸致和人生感悟的作品，这是以太平盛世愿景为主要内容的政教精神的具象化呈现。在这方面，邵雍的创作颇具代表性。在他笔下，牡丹已经褪去富贵荣华的色彩，而是处身太平盛世的细腻深婉心境的见证。这种心境可以表现为那种击壤于途的率真陶然的乐趣，如他在《南园赏花》中写道：“三月初三花正开，闲同亲旧上春台。寻常不醉此时醉，更醉犹能举大杯。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35只有处身盛世，才有这样的闲逸之情去把酒对花，自我揶揄，流露出白头而轻佻的怡然情绪。又如他的《惜芳菲》:“细算人间千万事，皆输花底共开颜。芳菲大率一春内，烂漫都无十日间。亦恐忧愁为龃龉，更防风雨作艰难。莫教此后成遗恨，把火樽前尚可攀。”36人生苦短，花开之时更为短暂，举火对花满引大白，怡然而乐与时光易逝的感慨跃然纸上，这不正是对当下生活满足与珍惜之情的自然流露吗!他在《对花饮》中写道：“人言物外有烟霞，物外烟霞岂足夸。若用校量为乐事，但无忧挠是仙家。百年光景留难住，十日芳菲去莫遮。对酒无花非负酒，对花无酒是亏花。”37面对着美花美景与美好时光，他体会到时光难留，美好时光更为易逝，只有珍惜当下，对酒赏花才不会辜负韶光。这种珍惜当下的情绪在他的许多牡丹诗中都有流露，比如《春阴》云：“花能五七日，月止十二圆”38;《嘱花吟》云：“花无十日盛，人有百年期”39,等等。这种心境还可以表现为对人生、历史的诗性感悟，这种感悟，与阅尽沧桑的感悟不同，它没有那种备历辛酸的厚重感和穿透力，这是一种以悠然深细的心境去体会时光流逝人事代变的超越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闲逸与洒脱。如他的《落花长吟》以牡丹为媒介，将花开花落与人时代变结合起来写，悟出“奈何时既往，到了事难重。开谢形相戾，兴衰理一同”40的道理，这种盛衰陵替的感悟其实是咏史作品的老调，对着天香国色的牡丹生发出这样不痛不痒的情绪与感悟，只有身心通泰才能做到。又如他的《独赏牡丹》:“赏花全易识花难，善识花人独倚栏。雨露功中观造化，神仙品里定容颜。寻常止可言时尚，奇绝方名出世间。赋分也须知不浅，算来消得一生闲。”41以识花人的眼光体味牡丹所蕴含的妙不可言的哲理，以及《善赏花吟》中以偈语的形式翻来覆去地言说“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42的故作高深，其实都是一种意静体闲式的小感悟，小哲理。这样不太高深的小感悟在邵雍的牡丹诗中不少，比如“造化从来不负人，万般红紫见天真。满城车马空撩乱，未必逢春便得春”43;“一般颜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异常。真宰功夫精妙处，非容人意可思量”44,等等。在当时，一介草民的邵雍审时度势，把自己设定为一位太平盛世的见证人，那位鼓腹而游、击壤于途的长者，那位唱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农人，他对自己的形象设定是相当成功的。邵雍牡丹诗虽然没有直接歌咏太平，却是在展示处身太平盛世的种种情态意绪，展示作为一个羲皇上人该有的心境和情绪，这种创作倾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折射出追求太平盛世愿景的政教精神的深刻影响与塑造。

　　三、牡丹梅花的地位消长与两宋之际政教精神的陵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