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坛沿袭了北宋新旧党争与学术之争的态势。二程之学作为旧党的主流学术在南宋时期蓬勃发展，道学党与新党官僚的对立构成了南渡以后政治生活的基本格局。当时，变革的大门已经关闭，当政的新党人物早已失去了革新政治的雄心。面临当时的局面，文化中心主义和道德保守主义空前高涨，成为民意的共识，意识形态的主调，而这些内容，是二程理学的核心思想。因此，二程之学从南渡伊始就占据了思想界的高地，虽然相当长的时间政教精神致力于突出“和戎”国是，但是文化中心主义和道德保守主义始终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因为接续道统和政统是南宋朝廷合法性的基石。理学经过朱熹等的发展和在南宋社会基层自下而上的滋生旺长，终于在南宋后期取得独尊的地位，即使庆元党禁那样的极端事件也无法遏制它的发展与对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可以说，理学在南宋时期始终是政教的重要内容，是政教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梅花象喻的生成与政教精神的关联，主要是与理学思想的关联，梅花地位的最终确立与理学的塑造，关系至为密切。

　　在南宋初期的咏梅文学中，林和靖笔下的那种风姿绰约的形象逐渐融入了一种自足自适、自我欣赏的韵致，文人们通过梅花展示自己“慎独”的精神追求，这是当时处危局而坚守道统、恪守文化自信与传统自信的社会文化精神的一种呈现方式，这是理学与上层意识形态“共振”所塑造的一种社会人格理想。

　　如果说牡丹能够体现出北宋从容娴雅的气度风范的话，梅花则体现着南宋孤独坚守的气质面貌。陆游的那首有名的《卜算子·咏梅》在体现这种气质面貌方面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寂寞开无主”之“无主”,化用佛教典故，暗示孤独自持之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贤首注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头，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66在无主的状态下鸟自为主，故而，梅花无主，也就是自为主，这就体现出自我孤独坚守的含义，下文的“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等的描写都是围绕着无主而自为主展开，折射出在危难中坚守节操、传续道统的情怀。这样的描写在当时是咏梅的主调，这方面学界论说较多，本文不再赘述。梅花这种在当时为广大士大夫文人乃至全社会所欣赏的花卉要在意识形态的塑造下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呈现，就必须深入传统，尤其是与那些能够体现当下社会精神风貌的传统文化形象相结合，南宋政教精神总体来看强调传承道统，强调其政权在传承华夏文化方面的合法性，因此那些承载着华夏传统的历史文化人物就备受关注，梅花因此也被塑造为这些文化标志人物的象征。北宋的文同就说过：“梅独以静艳寒香，占深林，出幽境。当万木未竞华侈之时，寥然孤芳，闲澹简洁，重为恬爽清旷之士所矜赏。”67道出梅花在比附清旷之士方面的意义，这样的议论在南宋时期找到了知音，南宋初期郑刚中的《梅花三绝》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指出：“昔日多以梅花比妇人，唯近世诗人或以比男子，如“何郎试汤饼，荀令炷炉香’之句是也。而未有以之比贤人正士者，近得三绝焉。梅花常花于穷冬寥落之时，偃傲与疏烟寒雨之间，而姿色秀润，正如有道之士居贫贱而容貎不枯，常有优?自得之意，故余以之比颜子。……至若树老花疏，根孤枝劲，皤然犯雪，精神不衰，则又如耆老硕徳之人，坐视晩軰凋零，而此独撄危难而不挠，故又以之比颜真卿。……又一种不能寄林群处，而生于溪岸江皋之侧，日暮天寒，寂寥凄怆，则又如一介放逐之臣，虽流落憔悴，内懐感慨，而终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比屈平。”68郑刚中在梅花绰约的形象之外发掘出其在环境、习性等方面的精神内蕴，将之与洁身自好的君子联系起来，梅生长于寒林孤寂之境，呈现着温润玉质，如穷居陋巷的颜回：“温温玉质傲天真，俯视凡花出后尘。静对寒林守孤寂，有颜氏子独甘贫”;梅于早春绽放，如不畏强贼的颜真卿：“树老根危雪满巅，令人颇忆鲁公贤。同时柔脆皆僵仆，正色清芬独凛然”;梅花寂寞盛开，不与杂卉为伍，如同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三闾大夫屈原：“水边寂寞一枝梅，君谓高标好似谁。洁白不甘芜秽没，屈原孤立佩兰时。”69这样的塑造梅花的思路在当时得到士人的普遍认同，周紫芝就指出：“草木之妖丽变怪所以娱人之耳目者，必其颜色芬芳之美。而梅之为物则以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婆娑于幽岩断壑之间，信开落于风雨，而不计人之观否。此其德有似于高人逸士隐处山谷而不求知于人者。方春阳之用事，虽凡草恶木猥陋下质，皆伐丽以争妍，务能而献笑，而梅独当隆冬沍寒风饕雪虐之后，发于枯林，秀于槁枝。挺然于岁寒之松让畔而争席，此其操有似于高人逸士，身在岩穴而名满天下者。”70认为有别于众卉之以色香取胜，梅之美，在于其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处幽岩断壑之间，开落于风雨之中，梅花的这些特性象喻着理学的人生追求，而这种人生追求体现于那些抱道自守的高人逸士，这正是南宋当时举国崇尚的一种在艰难中负重致远的精神，也是南宋政教精神的重要内容。又如姜特立在《跋陈宰〈梅花赋〉》中说：“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气欲冰霜，禀天地之劲质，厌红紫而孤芳。方之于人，伯夷首阳之下，屈子湘水之旁，斯为称矣。自说者谓宋广平铁石心肠，乃为梅花作赋。呜呼梅乎!斯将置汝于桃李之间乎?余谓唯铁心石肠，乃能赋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类于奇男伟士，可谓知梅花者矣。”71作者探讨梅花精神，特意点出伯夷叔齐和屈原，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尤其具有意义。作者还指出只有铁心石肠的贞刚之士才是“知梅花者也”,梅花的旨归在于精神境界，而不单单是色香和姿态之美，故而奇男伟士可比况，而以佳人女子拟之则落入第二义了。当时的咏梅文学基本上是在展示梅花的姿态韵致之外着力于挖掘其在昭示理学人生境界方面的价值，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李纲的《梅花赋》把之比作梅仙(汉之梅福)、梅妃、姑射神人、瑶台玉姬、温伯雪子72、东郭顺子73,由人间高人、美女进而为仙女、神女和得道的高士，已经透露出梅花向着隐喻人生境界方向发展的倾向，其他如张嵲的《梅花赋》、王铚的《梅花赋》、苏籀的《戏作梅花赋》等以及大量的咏梅诗歌，多借梅花暗示贤人君子的品格，描绘梅花于严寒中独自绽放的孤独自守的精神力量，展示自在自适的人格理想，这些均是社会人格理想的具象化呈现，反映着时代精神对社会人格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