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以来对牡丹的塑造其实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在追求太平盛世愿景的政教精神的引导下，它由尊贵皇家和富贵生活的象征变而为太平之祥瑞、治世之黼黻，进而为皇权与兆民共享太平的一种标志和象喻，附丽于其上的神秘色彩逐渐被淡化。作为一种文化习尚，牡丹已经积淀成民族审美文化的一部分，它会持久地留存于社会文化生活当中，但在主流话语中，它的隐显会随着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变化。宋仁宗亲政以后锐意革新，倡务实之风而抑浮虚之文，政教精神也随着发生改变，经世致用、割除弊政成为其核心内容，太平盛世的歌颂渐趋消沉，代之以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对气节的崇尚。与这种改变相联系，那种以表现治平心态为主要内容的文风，比如西昆体文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牡丹作为盛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受到挑战。

　　牡丹象喻受到的挑战首先是其盛世黼黻的色彩趋于暗淡，人们不再渲染其凝结着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而更愿意单纯地视其为一种美丽的花。这方面生活于两宋之际的苏籀的《牡丹赋》很有代表性。赋作沿用花卉书写的格套，将牡丹描绘为姿态万千的神女：“挥琼尺以裁绡，缕金钿而镂衣。妆未了而半就，情欲吐而犹疑。发精神于雨露，借光气于虹霓。凤刿羽而初下，鹤敛翅而未飞。如误入于金谷，似迩沿于芗溪。候晨光而洁鲜，怯午景而低徊。初含喜以浓笑，忽微怒而自持。缭以画阑，障以罗帏。暗淡月采，空蒙烟霏。”这段对牡丹的色彩、动态、风韵等的描写较为平庸，多是展示其风姿常见的辞藻。赋中还以平实的语调写道：“有美一人，艳无等夷。缥缈金菊之裳，娟婵蛾緑之眉。若夫紫殿龙楼，金台彤池。封黄蜡以入贡，乘汗血而絶驰。天颜一解，四海光辉。念其向日，远过蜀葵。太平佳瑞，许配灵芝。至于箕、颍之间，林下水湄。晔乎满目，野夫所窥。”45牡丹艳丽无双，曾作为“贡花”处身紫宸，也曾和灵芝一样被视为祥瑞，更为大众所喜爱。这篇较为平庸的赋作代表了牡丹文学的一种倾向，就是它与太平盛世的愿景脱钩而还被原为一种普通的花卉。李纲在《荔支后赋》中就指出牡丹的特点就是“天下之至色”:“洛阳牡丹，百卉之王。鹤白鞓红，魏紫姚黄。嫣然国色，郁乎天香。艳玉栏之流霞，列锦幄之明釭。价重千金，冠乎椒房。此亦天下之至色也。”46徽宗时期虽然以“丰亨豫大”为政教之主旨，王朝被视为亘古未有之“天国”,皇帝被视为降临人间的神人，对太平的歌颂因而近乎癫狂，但是除了徽宗的几幅画和几首诗歌而外，我们很难见到其他视牡丹为盛世黼黻的作品。

　　其次，把牡丹的艳丽解读为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借此以寄寓对世道人心的反思和批判。苏轼在《牡丹记叙》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47这段文字对牡丹是相当地不恭了，“穷妖极丽”是说牡丹极尽华艳美丽，但是这个词组更倾向于表现那种过度、过分、变态的美，是含有贬义的一种说法，比如刘辰翁在《吉水县修学记》中就说民间信仰当中的斋宫之类建筑过分艳丽诡异、有失体统：“异教土木，穷妖极丽”48。苏轼更为不敬的是说牡丹是“草木之智巧便佞者”,“智巧”含有权谋与奸诈之义，《韩非子·扬权》曰：“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49是说智巧是不合于圣人之道的。《文选·范晔》:“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李善注引《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及伪之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50是说智巧乃是惊骇顽愚的诈伪之智。“便佞”语出《论语》:“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51黄震解释这段话说：“孔子恶便佞。便者巧趋跄，佞者有口才。今人误以为好事，更欲以此求知于人，岂世间自有好之者耶?”52指出便佞乃是那种能言善辩、心术不正、引人学坏的人。苏轼的这段话是说牡丹从唐代到现在为世所重三百余年，不断变化花样形态来专擅众卉之美，博取天下的美丽之观，这在人群中就是那种凭借权谋狡诈、能言善辩以取悦众人、引人学坏的邪恶小人。这段话对牡丹而言并没有否定其华艳之观，而是借牡丹以喻蛊惑人心的小人，在若有若无之间寓有对宋初抒发治世情怀、宣扬太平盛世的世风文风的讥刺。这样的书写虽然不多，但足以显示出牡丹地位的旁落，在南宋时期，牡丹有时被作为其他花卉的反面陪衬出现，如李曾伯的《岩桂赋》:“或名姚黄，或氏魏紫，当垂尽时，若无聊意。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盖以色而事人，色已落而宠衰者也。”53以牡丹的以色事人衬托桂花的保持节操。李石的《红梅阁赋》:“夜半朔风，隐然动地。草木摇落，鸟惊蛰闭。姚黄魏紫，灰冷无气。猗彼嘉树，俨乎庭前。”54以牡丹的不耐严寒反衬梅花凌霜傲雪的品格，等等。

　　第三，牡丹被还原为富贵之花，成为豪奢生活的象征。这种思路在唐代就存在，如白居易的“一丛深红色，十家中人赋”。生活于五代宋初的徐鉉的《牡丹賦》极其简括传神地描绘了牡丹的风姿之后写道：“京华之地，金张之家，盘乐纵赏，穷欲极奢。英艳既谢，寂寥繁柯，无秋实以登荐，有皓本以蠲痾。其为用也寡，其见珍也多。所由来者旧矣，孰能遏其颓波?”55指出牡丹关联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在赞美文学中，牡丹的不实被解读为谦虚之德，在文中则被视为“其为用也寡”,成了骄奢淫逸的点缀。南宋后期的胡次焱也对牡丹的富贵而无实颇不以为然，他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而堪叹‘牡丹如斗大’之句，于实竟何有哉!”56周师厚作于元丰年间的《洛阳花木记》对生长于“天下之中”洛阳的牡丹之尊贵身份祛魅，指出洛阳牡丹之所以名满天下是因为这里富豪云集：“然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而栉比。其宦于四方者，舟运车辇，取之于穷山远徼，而又得沃美之土，与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拟其美且盛也。”57黄榦也曾写道：“恻隐是非，人谁无之，顾患不能充此心耳；苟充此心，则视牡丹之红艳，岂不思边庭之流血?视丝管之咽啾，岂不思老稚之哀号?视栋宇之宏丽，岂不思士卒之暴露? 视饮馔之丰美，岂不思流民之调饥?”58这段文字将牡丹之红色与边庭之流血等进行对比，尤为警醒，批判的力度是空前的。与此类言论类似的还有将牡丹与红颜祸国联系起来的主题，比如生活于南宋的陈藻在《梨花赋》中写道：“于嗟牡丹，彼美芍药，胡为颜色，可与娱乐。丰丰褒姒，艳艳骊姬，君以为妍，人以为媸。花百其试，予兹懿哉! ”59将牡丹视为妖丽祸国的女子予以贬斥。还有一些诗文将牡丹与杨玉环联系起来，借唐代天宝宫廷赏牡丹之事以勾连李杨爱情，暗示红颜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