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南宋时期，牡丹成为故国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诗文借歌咏牡丹以寄托亡国哀思。这一点许多学者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宋人的故国记忆中，宋初三朝和元祐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记录太祖太宗真宗言行的《三朝宝训》对后代帝王的为政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牡丹勾连着三朝，勾连着具有雍容气象的盛世，这更加能够引发处身东南一隅且忍气吞声的南宋朝廷的文人们的追思。

　　此外，在仁宗亲政以后，激励气节的时代精神成为意识形态主调，牡丹的治世黼黻形象已经不合时宜，当时有人试图开掘牡丹形象新的意蕴以适应社会审美的变化，但是没有成功。比如蔡襄的《季秋牡丹赋》试图发掘其“昔骚人取香草美人以媲忠洁之士，牡丹者抑其类与”60的含蕴，将之与具有担当意识和忧患精神的屈原等联系起来以呼应时代精神，可惜无人追随，几成绝响。

　　第五，由于社会习俗的因袭特点，牡丹作为祥瑞的特性仍然存在，但只是作为众多祥瑞之一种，而不再独占鳌头。南渡以后，不断有人奏上枯秸生穗、重萼牡丹、鼎生金莲祥瑞等，以讨好邀宠。也有一些作品借牡丹祥瑞以向地方牧首谄媚，比如何鹏举作于庆元年间的《普成县集瑞堂记》,文中记载：“勾公领县章之明年，嘉禾秀，朱草生，邦人争持以献。又明年，甘露降于观之紫霄，歧麦秀于县之近墅，最后牡丹并蒂发祥者三见于邑士之圃焉。是数瑞者，不期而集，环百里之人相与啧啧称叹，以为邦大夫之政成，不可不识。”61这样的言论与其说是在赞美邦政之美，不如说是在向主官献媚邀宠。南宋以来这样的言论不断，但是与太平盛世的愿景没有多大关系。牡丹的“妖异”形象甚至成为向富贵人家讨好的手段。比如邓肃作于建炎年间的《瑞花堂序》记载有瑞花生于某家，“状如牡丹，红莹不谢，而未尝有根。……建炎二年，再擢进士第，易紫衣蓝，归拜其亲，里闬荣之”62。牟巘的《题李尹异菌》记载道：“忽菌生柩上，状类芝草，又类牡丹”63,等等。

　　当牡丹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地位旁落的时候，在南方触目而见的梅花日益引起南宋士大夫文人的注意，逐渐向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渗透，经过社会文化的不断塑造，梅花随成为代表政教精神的重要符号和形象出现于主流话语中，而在宋初，当牡丹作为太平嘉瑞引得举国如狂的时候，梅花只是作为常卉之一种为人歌咏64。宋初林和靖的几首咏梅诗和梅妻鹤子的雅绝人生并未在当世引起多大反响。林逋和梅花为世人广泛关注要到南渡以后。

　　由于北宋后期恶劣的党争，以割除弊政激励士气为内容的政教精神已经消沉，变革现实的理想主义早已随风而逝，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对华夏文明的坚守与捍卫。北宋的覆灭并没有使文化版图发生质的改变，思想文化界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中心主义和优越感，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各方都视文化命脉的传续为家国天下之存亡所系，南宋初期政治教化的中心内容就是彰显自己作为华夏文明代表和道统传承者的合法性，这一思想态势一直影响到整个南宋时期，并深刻塑造着当时的学术思想、国家形象、审美习尚和社会人格理想。南渡后，在捍卫文化的冲动驱使下，人们一直在寻找国家精神的寄托物象，最初他们把几经战火死而复生的扬州后土庙的一株琼花老树作为捍卫华夏国家中兴的寄托物，但琼花只生于一地，不具普遍性，很快就淡出人们的视线，而南方遍地生长的梅花则进入学术文化的视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的象喻符号和民族精神的寄托。

　　梅花取代牡丹成为众卉之王的历程和牡丹正好相反，牡丹是由宫廷波及到民间，而梅花则是由南方习见的树种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审美中，其自身的审美文化内涵被不断丰富，最终在众卉中独占鳌头65。和牡丹不同，梅花有超强的构图能力，平常的风物，有了梅花的点染，就变成了风景。梅花的树形姿态多端，株高适中，适合构景，这是它进入人们生活审美视野并引起歌咏的重要因素。梅花是南国早春最先绽放的花朵，它是冬日出现的第一道亮色，它给生活在漫长阴冷中的人们带来惊喜，使萧瑟阴郁的景物顿时焕发出生机，这也是它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条件。加之梅花易栽培，适应性强，也使它在南国众卉中独冠群芳，这为它加深与文人的联系、深入文学、文化之中奠定了基础。梅花是南方山野间遍生的树种，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则罕有生长，这与当时以南宋政权和南方文化为华夏正统和道统正脉的文化构建需求深相契合。

　　梅花是南方随处可见的树种，也是触目而见的风景，在与人们的生活、审美文化等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建立起深入而广泛联系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给予的关注和倾注的情感是其他卉木所无法比拟的。梅花象喻浓厚的域性特色和主流文化对它加以不断的充实与丰富，使它在政教精神的塑造下，能够成为代表南方文化的象喻符号，甚至是南方政权所代表的华夏文化正脉的徽号。

　　四、孤独自守与凌霜傲雪：梅花形象与南宋时期的政教精神

　　梅花取代牡丹成为众卉之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政教精神的塑造应该是诸多因素中至为关键的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