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为太平图嘉绝瑞，却愁难下彩毫端”24,牡丹形象是太平盛世的瑞兆，它凝结着皇权与国家昌盛的气象与面貌，凝结着处身治世的士大夫的精神风范，是当时政教精神的具象化呈现。宋初所着力提倡的尊君爱君，其立足点乃是大宋君王躬行王道，顺兆民而致太平，也就是说，牡丹从唐代以来作为皇室的象征被提升为太平之嘉瑞，它混融了尊贵皇家与盛世图景。皇家的富贵与天下太平其实是不一致的，在宋初的政教精神的语境中，皇权如何做到内圣外王，如何承道统以开太平是重要的命题，也是文学着力探讨和表现的主题，独乐与众乐、仁政与暴政等内容为有识之士不断歌咏25。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王纲解纽群雄逐鹿生灵涂炭之后，士人希望建立起一种机制和思想体系来确保天下秩序，避免重蹈唐末覆辙，开万世不替之太平。因此，在歌咏牡丹的作品中，盛世的宣扬与其说是对皇家的赞美，不如说是对皇权的期许与诱导。这方面的作品中，仁宗前期的两篇牡丹赋颇可值得注意。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写到内苑出牡丹三种，特异常卉，“其一，双头并干；其二，千叶一房；其三，二花攒萼”,当时刘太后秉政，这些异样的牡丹被认为是仁宗与太后理政和谐、天下太平的瑞兆，这篇赋序中这样写道：“良以天瑞来，皇襟豫；物宜遂，颂声作。其《崇丘》《行苇》之比乎，都荔桂华之俦乎!”《崇丘》是亡逸的《诗经》“笙诗”六首之一，西束皙在补亡这一首中写道：“瞻彼崇丘，其林蔼蔼。植物斯高，动类斯大。周风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舆，回回洪覆。何类不繁，何生不茂。物极其性，人永其寿。恢恢大圆，茫茫九壤。资生仰化，于何不养。人无道夭，物极则长。”26赋序中点出《崇丘》,是在暗示大宋广播仁风，动植咸被，天下和乐。赋序中点出《行苇》也是在赞美大宋的忠厚爱民的仁德。《毛诗序》云：“《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27文中的“都荔桂华”是说内苑所开的异样牡丹具有神圣性，《汉书·礼乐志》:“都荔遂芳，窅窊桂华。”颜师古注：“此言都良薜荔俱有芬芳，桂华之形窅窊然也。皆谓神宫所有耳。” 28宋祁这样的表述就使牡丹具有了象征皇家躬行仁政以致太平的含义。这篇赋从德行的角度看待牡丹栽培的历史，强调了牡丹在象征皇室德行方面的价值，赋曰：“盖神明其德，故隐显从时。昔也始来，，由皇唐之缀赏；今而荐瑞，徯我宋之重熙。徒观夫强干深根，交柯委质，腻理内滋，夸容横出。材无用兮，不敢美于匠目；子非甘兮，不见伤于口实。怀香馥郁，结荫葱密。让众卉之先荣，灿灵华而后出。”牡丹在唐时始为众瞩目，在众卉之后独芳，这就像大宋应时而出以王天下，其强干深根，象征着大宋深得民心，其“材无用”“子非甘”象征着皇家有谦让之德，宅心仁厚，不被物议。赋作强调牡丹超出众卉，意在彰显皇室的尊贵，赋曰：“彼芍药萱草之凡材，秾李摽梅之俗物，杜若骚人，兰香燕姞。曾不得齿其徒隶，况与之论其甲乙哉! ”这些在诗骚中出现的香草美卉，不得与牡丹论其甲乙，正如赵宋皇家位居亿兆之上。赋中点题曰：“双头者，两宫之应，同德之象，馨香升闻，亿兆攸仰；千叶者，卜年之数，永命所基，宜尔子孙，以大本支；三花者，品物盛多，黎庶蕃庑，德宇宏被，恩腴周普。……上方执冲德，合鸿猷，特以人瑞为应，不以物瑞为尤。则是花也，聊可玩于耳目，故虽休而勿休。”29这三种异样牡丹的出现正是两宫同德、政清人和、普天咸乐之瑞兆，作者同时告诫君王，应以天下苍生的拥戴(即“人瑞”)为念，而不应在意于奇异动植的“天瑞”。夏竦的《景灵宫双头牡丹赋》是因供奉真宗影像的景灵宫生双头牡丹而应制所作。赋序中指出此花乃两宫修德牧民、上下和谐之兆：“臣窃考旧闻，仰迪阴隲，天意若曰：太后以至慈保右嗣圣，皇帝以至孝恭顺母仪。总决万几，大康兆庶。真祖降鉴，先圣在天。乐兹重熙，锡以嘉瑞。二花并发者，两宫修德，同膺福祉之象也；双枝合干者，两宫共治，永安宗社之符也。”赋作以华美之辞赞美牡丹以颂美皇室，结穴于“表两宫之睿圣，共一德以隆兴。实诒谋之燕翼，固道荫之章明。”30将牡丹之瑞兆与皇室之德行结合在一起。

　　以上两篇赋都是应制之作，充满着对皇室的谀美之词，但其对当政者德行的强调颇可值得我们注意。宋祁赋表现出的重人瑞而轻物瑞的思想正与当时重视内圣外王的为政理念相呼应，夏竦赋则强调两宫德佩天人，也是在附和道优于势的政教精神。需要指出的是，宋初的文学，歌颂文学占了很大比重，北宋开国以来主流话语一直在营造太平气象，歌颂皇德浩荡、表现处身太平之世的愉悦成了文学的主调，昆体诗，柳永、晏殊的词，或遣愁怀，或咏盛世，均流露着雍容闲雅的情绪，传达着盛世之音。黄裳在《书乐章集后》曰：“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3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刘、杨诸人的创作说：“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春容典瞻，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32歌咏牡丹的文学创作在宣扬皇德、展现治平心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这两篇应制赋作，当时牡丹题材的作品大多是这样的内容和格调。我们知道，歌颂文学的兴盛往往与专制的程度有着因果联系，在专制程度加强的时期，文人们往往没有不唱颂歌的权利，不得不随着统治者的指挥棒起舞。但是宋初的情形有些特别，此时的歌颂文学不能简单地视为曲学阿世、溢美逢迎，其在宣上德以尽忠孝的同时，融入了以王道仁政诱导帝王的成分，融入了久违的太平生活降临人间的欢欣愉悦与优游不迫。牡丹文学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感和情境，这种歌颂，是在帝王与文臣共治、与天下人共享太平的治国方略鼓舞下由心底发出的由衷的赞歌，是在颂皇德，更是在赞美生活。当时士人群体的人格是较为完整和独立的，这与那些匍匐在强权之下表现无限雌伏、无限柔顺的颂歌有着本质区别，因此，牡丹形象表现出的庄重典雅、艳丽端庄的气度正体现着意识形态的总体风貌。

　　牡丹形象沟通了皇家的尊贵与德行的高尚，勾连起皇德与太平盛世。这种联系，不仅仅是文人的献媚邀宠，也是对皇权的期望与引导，这种期望与引导，只有得到皇权的呼应，上下咸与，才不致流于装点门面的空言。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奠定了大宋政治的基本格局，为政者努力与士大夫的期许相向而行，践行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诺言，向着仁政的道路积极迈进。在王朝的政治设计中，士大夫享有较为充分的话语权和话语空间，道势之争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聚焦点，皇权与士权获得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士大夫们对于偏离正常统治轨道保持着高度警觉，普遍具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他们对本朝的治国理想境界和君王的治国理政智慧有着相当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为了使王朝政治依靠一代代帝王的接力，始终行进在仁道的达途上，他们高扬儒家道统，对帝王的引导和规范始终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还通过《宝训》《圣政》等来改塑先帝，尽心尽力地将列祖列宗向着理想状态拉近，建构起符合儒学理想的、可以垂范后世的“祖宗”形象，以为后代帝王作则，应该说，大宋是最具儒家王道色彩的一代王朝。宋初政教精神的核心所在，就是塑造君王的内圣外王之资以兴太平。因此，我们看到，在牡丹形象中，寄寓着皇权的尊贵与德行高尚这样的内容，牡丹雍容典雅的韵致被突出强化，这扣合了符合儒家王道规范的圣王形象，也扣合圣王治下的太平盛世的气质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