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往关于康有为和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多关注康有为的哲学、政治实践和文化上的重要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又对他的《戊戌奏稿》做了真伪辨正，但其中“革命”一词的使用问题仍需讨论。在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基础的变法理论和戊戌奏议中，世界近代史知识起了重要作用，其中“革命”是核心关键词。从康有为戊戌奏议的全部内容来看，其改良理论与实践是由他的世界革命视野所建构；在他的修辞策略中，“变法”“维新”“变政”这些词语与潜在“革命”一词相互交织，所蕴涵的改良派的历史经验丰富而复杂。一方面，作为他的改革理论纲领的“三世说”受到代表历史进化的法国革命观的影响，在戊戌奏议中也以世界近代史作为重要内容，试图以世界革命的普遍法则强加于清王朝；另一方面，他从今文经学出发，以《春秋》“大一统”、孔子“素王”与“教化文义、礼乐典章”为原则立场，在维护清王朝“正统”合法的前提下希图通过改革转化为君主立宪政体。但是，戊戌变法难以仿照“明治革命”的模式，它不仅受到中国“革命”传统的制约，也是由清统治者上层满汉官员之间的深刻矛盾所决定的。因此，变法过程中的康有为，身处东西方革命风云的十字路口，激进与保守形成尖锐冲突，在目标与策略之间作艰难的抉择。围绕法国、日本历史中“革命”的翻译与接受，在康、梁之间形成今文经学内部的张力，在他们的改良事业中夹杂着暴力与和平的不同革命意涵，并且在语词、观念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来。他们以一种世界革命的新视野，从事“社会与文化”的制度性变革，同时在思想与学术方面通过“革命”传统的充满艰难吊诡的自我扬弃与更新，遂使中国进入“长程革命”之途，此即戊戌变法的“激进”历史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革命 康有为 梁启超 今文学派 法国革命 明治革命

作者简介：陈建华，1985年、1988年在复旦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欧柏林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Revolution and Form:Mao Dun's Early Fictionand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 FromRevolution to the Republic: Chen Jianhua on Vernacular Chinese Modernity , 《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等。

　　前 言

　　关于康有为与百日维新，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但大多关注他在哲学、政治实践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影响；而在戊戌变法的研究资料方面，学者们也对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的奏议及其《我史》、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记》等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为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研究开辟了新维度，但其中“革命”一词的使用问题仍需讨论。与此相关，学者们还强调戊戌变法的激进特征。如旷兆江指出，为使精神上能抵御外侮，康有为试图以儒学为“国教”且不无自我呈现为“教主”之嫌，因此成为思想风暴的焦点，这种“初步的激进主义”可追溯到1890年代康氏的“长兴学记”时期；沙培德也从思想、政治、文化方面分析，认为戊戌变法标志着“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其实，在百日维新后，康、梁逃亡至日本与朝野人士接触谋求援助时，就受到“激进”的诘难。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二、十三日（1898年10月26、27日）梁启超在日本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时解释道：

　　敝邦之内情，可得为足下一言之。彼满洲党老臣党，毫无政策，徒偷生贪禄者，不必言矣。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等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乃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

　　所谓“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等前者亦主张斯义”，涉及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时与诸生“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戊戌政变后，“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时务学堂学生在梁周围形成一股激进力量，在日本受孙中山、陈少白的影响倾向反清革命，遂有“康门十三太保”劝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的说法。唐才常武装运动失败后，“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义旨，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所谓“畅其义旨”，即恣肆散布“革命”“破坏”的论调，这也是梁氏的言论最为发皇且深刻影响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时期。但须注意的是，他所说的“盛倡革命”与“共图革命”中的“革命”，看似民国之后与辛亥革命对应的通用语，其中所蕴涵改良派的历史经验则远为丰富复杂。不光作为今文学派对于“革命”具有一种先天的使命感，事实上康梁一向置身于时代潮流中，其思想即为世界革命潮流所形塑，在戊戌之前已从中外翻译渠道获知“法国革命”与“明治革命”的多种信息，因此在他们的改良事业中夹杂着暴力与和平的不同革命意涵，且在语词、观念与实践的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来。

　　1906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引发被称为“革命与改良之争”的一系列论战。结果是，反清革命派占上风，改良派在理论上失势。佐藤慎一准确指出了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矛盾观点：一方面谴责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残忍的事件，另一方面又称赞其为世界上最高的政治成就——建立了一个民主制的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19世纪末的中国广为传播，如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沿袭日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中有关“法国革命”的表述，反映了明治时代对法国大革命的吊诡态度：在世界革命的语境中认同其博爱、自由的普遍价值，同时将民众暴力运动视作对“万世一系”皇权的威胁而加以排斥。康有为既以君主立宪作为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也分享了这种矛盾态度。然而，当他将对法国革命的反对态度转移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运动时，否定中却已认同于业已成形的“革命”意识形态，且在传统儒家“春秋大义”上赋予其合法性。这里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革命”概念在今文学中向来居核心地位，为何康有为轻易放弃“革命”且将之让渡于反清革命派？这对于今文经学意味着什么？由于这牵涉到他一系列奏议中的话语与修辞策略，更关乎他在全力推进改良议程时带有一种世界革命的视野，因此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