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柱在《公羊家哲学》一书开宗明义曰：“《公羊传》之说《春秋》，甚富于革命思想。……革命之义，是否为《春秋》条例，亦当别论，而孔子之富于革命思想，则亦显而易明，非可厚诬也。”说孔子和《春秋》是“革命”，属后设诠释，本身即具今文学派对待历史文本的特色；然而，，“汤武革命”在“春秋书法”中居核心地位，因此今文学派无不重视“革命”议题，也无不讲究“革命”修辞。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传承今文家法，把孔子作为代表“进化”“公法”的价值载体，其中必然发生传统学术话语的现代转换问题。中国史学向来以《春秋》作为评判基准，他早年在长兴讲学，“大业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即以各国历史作为教材，探究中国的借鉴之道。他是怎样讲述世界历史的？新旧观念与价值是如何转换的？在唐才常《交涉甄微》一文中：“或曰：子以公法通《春秋》，毋乃僭欤？”此提问正触及传统史学价值系统与“人类公理”接轨的要害问题。唐回答道：“《春秋》为素王改制之书，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治通三统，礼存四代。”“素王改制垂世之公心，经权互用，不以古今中外而有阂也。”显然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唐氏对于史学话语的现代转换抱乐观态度，然而尽管他坚信《春秋》原则，这种今文学取向在当时被视作离经叛道，事实上在变法过程中旧派对康有为横加阻挠，如张之洞等人的“干名犯义”的指控大约是更为致命的。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强调指出，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了“欧洲列国变革”的书籍，其中包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法致强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以及计划中进呈的《法国革命记》等，所谓“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这些书籍体现了改良派对于世界革命的认识，因此本文着重解读他在奏议中诸如“变法”“维新”“变政”与“革命”语词或隐或显的意涵交织，跨越学术谱系、知识转型、互文验证、心理结构等层面。一方面，作为他的改革理论纲领的“三世说”受到代表历史进化的法国革命观的影响，在戊戌奏议中也以世界近代史作为重要内容，试图以世界革命的普遍法则强加于清王朝。另一方面，他从今文经学出发，以《春秋》“大一统”、孔子“素王”与“教化文义、礼乐典章”为原则立场，在维护清王朝“正统”合法的前提下希图通过改革转化为君主立宪政体。因此，变法过程中的康有为，身处东西方革命风云的十字路口，激进与保守形成尖锐冲突，在目标与策略之间作艰难的抉择，尤其在“革命”一词使用上背离了今文学家法。这一理论上的“阿克琉斯之踵”，反映了改良派的内在困境；不仅可以探索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可看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复杂性及改良派所起的历史作用。

　　一 “革命”山雨欲来

　　从语义和文化角度来看“革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20世纪初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迅速形成，不仅对辛亥革命，也对现代中国带来深刻影响。据陈少白记述，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神户，看到当地报纸称他为“革命党”而惊讶不已，同伴陈少白说：“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这段叙事有误记之处，但孙中山确实是通过某个日本报纸接受了“革命”一词来作为其反清斗争口号的。这一孙、陈插曲，反映了“革命”话语的某种中国性：充满改朝换代的历史贯穿着成王败寇的铁律。儒家通过“春秋书法”给胜利者冠以“革命”的美名，并为之建构代表天意民心的“正统”合法性神话，而对失败者则无不施以“造反”“叛乱”的恶名。陈少白的“造反”的自白并非个例，另如反清团体龙华会的陶成章说：“皇帝不是老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

　　如果说自1890年代初王韬以来通过跨国跨语言翻译意味着中国与世界革命接轨，那么上述孙、陈这一幕则是在实践方面给中国“革命”话语带来了转折。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创新”范例，在现代国际语境里，原来属于禁忌的“革命”话语被唤醒，在各种世界革命经验的流通中产生新的意义，同时也遵循普世规则而继续展开。所谓“世界革命经验”，按照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1917—2012）的说法，自18世纪以来“双轮革命”——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普遍标杆。当然，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表述，为其所忽视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或“明治革命”对中国发生影响，而且在传统创新过程中也必定会形成中国革命自身的新范式。

　　由于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中国“革命”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视野，王朝轮替的观念被现代化了，含一种用普遍革命价值来创造进步历史的新意识；而在民族革命席卷全球之时，群众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因此“造反”之类的“春秋笔法”属于区域性文化而失去意义，像孙中山、陈少白的自称“革命”含有一种新的群众意识，其所从事自我合法化的革命无须结果的验证，在运动过程中作为一种政治主权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更新的过程中“汤武革命”并未消失，与之相连的“天命”被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权威，大众对古代中国王朝更替的集体记忆被唤醒，且有效地发生作用。随着汤武革命的神话以正义、光荣和胜利的寓言形式回归，改朝换代的哲学继续存在于现代中国，在20世纪一再被验证。

　　在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中，中国革命“传统的创新”得到一种经典的表述：“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在历史进化的“公例”“公理”的观照下，“革命”被重新定义，以反满“种族革命”为纲领，“除奴隶而为主人”意谓“造反有理”，人人都有权革命；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指汤武式的武装革命，正显出在地特殊语境。钱基博分析了晚清革命思想的传播：“启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复作《新民丛报》，痛诋专制，导扬革命。章炳麟《訄书》、邹容《革命军》先后出书，海内风动，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机则自启超导之也。”的确，《革命军》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把革命宣传推向高潮，虽然所凸显的是反满革命那一条线，但整个过程更为错综复杂。即以梁启超为例，也有着他所宣扬的和平革命的一条线。而且，钱氏认为“其机则自启超导之也”，指的是戊戌之后；其实，对于改良派而言，在戊戌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世界革命思潮，并作出复杂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