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今文学者，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就对法国、日本的近代史做过深入研究，尤其是法国革命对其进化“三世说”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以此为契机使今文学激发出现代活力，遂狂飙突起，能引领一时思想潮流也正在于其激进性。然而，这使今文学传统与世界革命遭遇时出现断裂，尤其在体制内从事变法运动并面临“革命”群众运动时，意识到“法国革命”威胁与颠覆清廷的合法性及“春秋书法”的有效性，康氏极力诅咒，却难以摆脱“革命”的语言牢笼，遂陷于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在他对“法国革命”的认同中促成其现代身份的转换，却在语言上缺乏一种“正名”的敏感。其实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与汤武革命一样，代表天心民意，即使在大加叱责时，如《康南海辨革命书》中称路易十六为“公敌”，《法国革命史论》中历数旧王朝的种种暴政说明革命发生的根源，并未改变他对于对于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民主”价值的赞赏态度。另外须注意的，康反对法国革命还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在被世界列强“瓜分”的情势下，和平变革比暴力革命对中国更有利；一是从“三世”观的“大同”理想出发，鼓吹普天之下同享仁爱，因此他认为“种族革命”并不符合历史“进化”的原则。

　　在戊戌变法中，上述三篇书序显出康氏多元的革命思想图谱，但唯一能借鉴的是日本式“革命”。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就让梁启超等学习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因此刚到日本盛赞明治维新“千年大革命”，说明他充分懂得“革命”与其所发挥的“大义名分”的威力，在《日本变政记序》中以“革命四起”形容日本尊王讨幕，似乎有意将“革命”切入变法运动，但结果未能付诸实践。且不论在汉语语境里“革命”一向被理解为对王朝命运的一种诅咒，实际上也不具备客观条件。在日本“万世一系”天皇制度的前提下从公元10世纪初“辛酉革命”到德川时代对“汤武革命”的清算，方形成“明治革命”的混杂意涵。还有一批具武士道精神的“义士”前仆后继遂造成明治之局，也是长期“神道”意识与民间力量酝酿的结果。不能忽视的是日本方面不断以各种方式向中国输出“革命”，如犬养毅或日本报纸称孙中山为“革命党”，就含有双重标准。1909年，大隈重信编纂《开国五十年史》一书，总结明治以来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扉页有作者题签，是赠送清朝大臣的，意在提供明治维新的经验，其中有“革命与改革之差”一节:“革命与改革语本异，而日本人恒混同之……明治之初，将军奉还政权，新政府改革庶政，有觖望者一时亦尝用兵，人或误谓之革命，然决非有革命之实也。”对于此时已经宣布“预备立宪”的清廷来说，这样的“革命”理论不会显得生硬。

　　1898年10月26日，梁启超抵达东京第五日，给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将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作比较：“敝邦今日情形，实与贵邦安政、庆应之时大略相似，皇上即贵邦之孝明天皇也，西后即贵邦之大将军也。”但日本的“尊王讨幕”很难在中国发生，梁举出戊戌与明治之间有三点不同：（1）皇室与幕府是“君臣之分”，而西太后与皇帝却是“母子之名”。（2）天皇在京都，将军在江户，不同处一地；而皇帝与西太后在同一宫殿，皇帝无法自由活动。（3）“萨长土佐诸藩”拥有兵权，而“敝邦之长门”“湖南”却在“政变数日……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不可用矣”。康有为以明治维新作为变法的楷模，是指改革内容而言，梁的这番比较则关乎权力结构及其机制运作，也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略，结论是“尊王讨幕”的模式不适于中国，换言之，中国不可能产生“明治革命”的翻版。因此，“革命”的精神资源既不可能为清廷所接受，客观条件也难以得到运用。再从深一层康梁的主观方面看，多种“革命”——来自《春秋》传统与世界“双轮革命”观念时时处于混杂状态，当然也做不到纯粹。事实上，他们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策略选择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如丁酉冬梁启超赴长沙时务学堂前与同人讨论运动方针时决定采用“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的本位”的“急进法”，康有为并不反对。也即上述梁氏向志贺重昂解释的，戊戌四月受光绪召见之后“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不再鼓吹“革命”。尽管如此，他们的“民权”倾向还是影响到他们对清政权的忠诚。像康有为那样，且不说对“法国革命”的吊诡认同，他在发表《法国革命史论》时使用了“明夷”的笔名，源自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该书以大胆批判封建君权而著名，所谓“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将一切社会弊病归因于君主制度。康氏《万木草堂讲义》曰：“梨洲大发《明夷待访录》，本朝一人而已。”又曰：“杀人如麻，黄梨洲之心学不敢传。”康对黄宗羲大加赞誉，不光在民主思想上，在特立独行人格上也心有灵犀；而“杀人如麻”语焉不详，如清初屡兴“文字狱”之类人所皆知，或者清兵入关的大肆屠杀，这一点见于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给学生作业的批语中：“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如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在“民贼”与“公法”的措词中，交织着《春秋》传统与普世价值的“革命”意涵；而在这样惨酷的历史记忆中，埋藏着满汉之间的深刻隔阂。

　　“革命”不能转化为戊戌变法的精神动力，这是清王朝的悲剧，也是康梁的悲剧。在改良主义运动中，梁启超所扮演的“激进”角色至关重要，也须从今文经学脉络中来观照。尽管他在长沙时务学堂期间“传播革命思想”，但在体制内从事改良，对清廷仍抱希望而取合作态度，这方面更多受到日本“义士”精神的激励，如梁的助教韩文举说：“日本所以二千余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将军，凡欲篡位者，篡大将军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强者，其始皆由一二藩士，慷慨解囊以义愤号召于天下，天下应之，皆侠者之力也。中国无此等人，奈何奈何！”同样是谭嗣同，一面“求为陈涉、杨玄感”，一面也在呼唤“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气”，也是一种仿效日本武士精神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