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徧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莽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凄恻千古，感痛全球。自是万国惊心，君民交战，革命之祸，徧于全欧，波及大地矣。

　　在王韬《重订法国志略》、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中，对法国革命的描写已极为残酷，皆远不能与康氏相较。法国革命在康的“三世”进化历史观中具有轴心作用，如序言中“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也”，“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由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亦可鉴也”。这些表述强调了民主与进化的世界潮流势不可当，并把清王朝置于这一进程中大有危如累卵成败在此一役之慨，因此除了“立宪之政”别无选择。康有为对法国革命惨酷性的极端修辞，也凸现了法国革命在整个变法议程中的特殊功能，所谓“且夫寡不敌众，私不敌公，人理之公则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干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以天意民心的名义来“请求迫胁”清廷变法，其中似可听到“汤武革命”的潜台词。

　　《进呈法国革命史序》未在“六月”进呈，但它合乎当时语境，当由康同薇“搜辑”而得。在四月的奏议中题为《法国变政考》，并表示计划撰写此书或正在撰写中。对康来说，“法国革命”在其变法理论与实践中极其重要，集中体现了他对进化历史的认知，以“变政”的名义要求皇帝学彼得大帝，以日本为师，都属技术上的，而法国革命一书具应顺世界民主大潮的性质，因此或者“六月”是计划进呈《法国革命史》的时间，有可能康有为试图以此作为狠招来促使清廷实行“立宪”，但事实上六月里在设立“制度局”“勤懋殿”等问题上新旧两派进入白热化斗争阶段，最终没有进呈《法国革命史》，大约因为这类说辞已经失去效用之故。

　　另一方面，“革命”既是犯忌之语，在进呈语含“革命”的奏议时必定踌躇再三，如《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一文有三处“革命”，皆具正面意义，通过突厥的兴衰变化而鼓吹一种进化史观，语句激烈极具胁迫感。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新思想与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突人得大炮火药于蒙古，而输之欧，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滥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而后“废宪法，复守旧”，突厥走向衰败，在描述其落后情状时处处与中国连接：“其国地芜茀，与我国同；……英、俄、德、法、奥、意六国大使，外揽收其财，内干预其政，日迫压取其利权，国民愁怨咨嗟，与我国同；于是革命四起，于是人人思易朝逐君矣”。像这样一连使用了十个“与我国同”的句式把清朝完全比作突厥，与《进呈法国革命史序》中几乎把光绪帝比附成路易十六，如不改革必将落到上断头台的命运；甚至如“突厥不亡国，则革命殆不远矣，无可救药矣。”之类的修辞，对于清廷来说显然难以接受。

　　关于康有为奏议真实性的讨论，或许还存在伪造或修改书序之外的可能性。康有为有可能根据不同的进呈情况而准备了不止一稿的书序，并且格外关注标题。他没有让“革命”出现在奏议中，恰恰是因为在汉语语境里这个词语神秘地包含着天意与民意，并被理解为对王朝命运的一种诅咒。这对于光绪帝脆弱的神经而言已过于尖锐，更不用说对于满族统治阶层与汉族臣子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了。有一次，康有为在奏议中引用了明代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尽的典故，并说“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光绪帝慨叹说：“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光绪帝固然显得大度，但涉及“革命”的措辞当然有“冒犯”的风险。

　　康有为自1895年向清帝上书之后，几成奏议书写专业户，至今能见到八十余篇尚非全部，有的代人书写，有的由他人代呈，奏议所含的变法思想与修辞策略随时变化，在传播过程中有的见诸报纸，有的私下流传，情况殊为复杂，即便如《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载，在日期、篇名、内容上问题多多。对于《戊戌奏稿》应当考虑到各种因素，不当遽下“伪作”的结论。这三篇序文含有经由中外翻译的丰富意涵，表明康有为“革命”思想的某种连续性，与他在戊戌中运用世界史作为变法内容相一致，更凸现了“革命”的现代立场，对于理解其变法理念与策略都十分重要。“革命”与“立宪”皆系涉及清廷合法性的重药，两者密切相连；对照康氏在宣统年间反对革命的政治议程，三序中有关“革命”表述不同程度含有应顺民主和历史进化的意涵，反而对反清革命有利，因此说这些序言一概造假是说不通的。

　　五 改良与激进的今文学逻辑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晚清思想界的弄潮儿，因此，《清代学术概论》开篇以这样的话语来表述真切体认：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寖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

　　梁氏笔下的“时代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势头正盛，所有“观念”中能挟持“群众运动”的“权威”而具“宗教之色彩”的，非“革命”莫属。康、梁在晚清以经今文学作为理论资源与政治武器，或可以列文森（J. R. Levenson，1920—1969）“儒家的现代命运”来加以概括。从戊戌变法及后来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师徒俩有分有合，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之间激扬无数思想的火花，为建构“时代思潮”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革命”意识形态在20世纪初迅速形成过程中，所谓“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当然其中少不了康梁的“革命”话语实践，犹如巨大的灰色地带，编织着保守与激进的丰富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