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革命的模式不合适，但不无吊诡的是，当变法陷于瓶颈，康有为铤而走险，指使谭嗣同动员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心中不无“尊王讨幕”的幻影；而戊戌政变清算康有为的头条理由是离间母子关系“大逆不道”，因此袁世凯选择后党出卖了康梁，说他是老谋深算，在遵循“大义名分”上则天经地义。知道对日人来说是个忌讳，康有为讳言其武力颠覆后党的企图。尽管如此，康梁仍以“尊王”为号召，唐才常在汉口举兵试图拯救光绪帝，却以失败告终。梁说与“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的确唐才常联络会党，似是仿效孙中山的做法，但公开的旗号是“勤王军”或“自立军”，也自视为日本式“义士”。这场勤王运动在目的与手段方面始终不清晰，而康梁所扮演的角色也说不清楚。梁说“共谋革命”不是没有道理，但对他而言“革命”已有了复合的意涵，就像他在《汗漫录》中隐约把勤王之师称之为“革命军”，同时也萌发了“诗界革命”的念头。一种代表和平变革的前景，激起他巨大的热情。

　　康、梁之间渐行渐远，《清代学术概论》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这是实情，在尊孔等问题上，梁公然向康叫板，但诸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遂转向思想启蒙而竭力传播和平改良“革命”主张，为思想史、文学史开启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即使因痛恨后党而鼓吹“破坏”，仍与反清“革命党”之间有区别，如在热情颂扬“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时，实际上呼唤的是“拿破仑旷代英雄”，依然含有帝党勤王的议程。梁又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与“革命家”之间的分歧，不光政治上的反清与保皇，还在于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这些方面梁仍与康保持一致，不仅受到儒家伦理的制约，根本上基于一种人类大同仁爱而于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

　　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启超善变，也因此有反思，他接受了康有为的劝告，意识到其“革命”言论客观上在为革命党输送精神弹药，如《释革》一文所示，從语言翻译方面作反思，这里也显示较其乃师高出一筹，甚至认为日本人用“かくめい”來翻译英国“光荣革命”並不恰当，而后者在他看來应当翻译成“がいかく”（改革），这样就与意含暴力推翻旧政权的“かくめい”相区別。对“革命”问题郑重思考之后，1904年他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界定“革命”。就广义而言，革命指的是社会、政治以及所有领域的剧烈的和结构性的变化；狭义指的是通过武装力量推翻中央政府，而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的正属于狭义的革命。经过一番摇摆之后，梁启超重新确定了他的改良派立场，将孙中山的革命归入狭义革命之列。该文还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无数革命，无论成败，皆缺少崇高的理念，给国家造成灾难。对于陈涉的评介是个有意味的节点。把他与刘邦相提并论时，传统的“春秋书法”被抛弃，革命与造反的界限被模糊而承认了群众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仍以世界革命与历史进步为基点，似在更高层次的人性立场上竭力将反清革命与政权轮替的传统连在一起，并使之地方化，将它们当作毫无价值、应受谴责的暴力事件。梁对“革命”的这番现代定义某种意义上与康有为的“太平世”“大同之爱”的论述相呼应，实即一种“春秋之志”的体现。可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未提及汤、武，作为中国革命的起源被疏忽，很难说出于无意，而康有为在《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中以孔孟关于“汤武革命”的论述来论证法国杀路易十六、英国杀查理一世的合法性，汤、武革命已具历史进化的普世意义。如果这么来看梁的疏忽，那么其中“春秋书法”仍在起作用。

　　改良派缺乏群众基础，这与反清革命派有别，而如何看待群众这一点也是他们“革命”理论的关键之点。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中说：“惜吾国民智未开，人格未至也，以吾谓无真人而假托革命，谬谈自由，其为不可，不待言也。”又说：“拨乱之举，事势至难，名分正而力足犹未易定乱，况于革命之举，必假借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梁启超在《跋》中说：“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坏论者，亦正以此故。”那些反清革命者并非“真人”而是“假托革命”者，当然不能与代表真正革命的汤武相提并论，同时指斥群众为“暴人乱民”，正是“春秋书法”的现代翻版。在这一点上，至少在辛亥之前，梁启超并未完全背离康有为。　

　　结 语

　　戊戌变法充满英雄和悲剧色彩。与其说它失败，毋宁须充分估量梁启超所谓的“政治革命、社会改造”之意。康有为在回答日人指责变法“过于急剧，致激起旧党反对而失败”时说：“事虽失败，而废八股，开民智一事，实已成功。现虽复八股，而民智已开，将难遏塞，其源既通，可成江河。”当然，“废八股，开民智”之外，还包括兴办学会和报刊等，标志着知识阶层的自我觉醒与社会动员，而那种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两头一齐发动改革的构想与实践，尤为深刻。这些变革看似点滴，但中国的“铁屋子”从此被掀开，再也关不住。这些改良主义者怀揣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勇气，甚至不惜捐弃生命，正是由于“其源既通，可成江河”的愿景。他们以一种世界革命的新视野，从事“社会与文化”的制度性变革，同时在思想与学术方面通过“革命”传统的充满艰难吊诡的自我扬弃与更新，遂使中国进入雷蒙·威廉斯（R. H. Williams，1921—1988）所说的“长程革命”(a long revolution)之途，此即戊戌变法的“激进”历史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