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着“变”这一惯用语产生出的可变的哲学能量，康有为几乎以一种威胁的方式在劝说年轻皇帝。重复“天意”“民意”的段落与“汤武革命”的卦辞交织在一起，却带着郑重的警告，所谓三百年王朝更替的宿命也是今文学派的基本信条。更重要的，当它与“泰西之国”联系到一起时，这样的变革话语便隐含着一种世界革命的视野。　

　　四 欲言又止的“革命”困境

　　关于戊戌变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已指出康的“改制”是“一种政治革命”，更说到他在长沙时务学堂时，“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就内容性质而言，在当时他们的文本中，还未出现“革命”之词，但不等于说，“革命”未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和私下议论中。在这里，须考察康有为与“革命”一词的关系，像《俄彼得变政记》的序言中“人将顺天代变之，而一姓亡矣”等语，汤武式“革命”呼之欲出。因此，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必定涉及“革命”一词的考虑及其使用，所涉及的不仅有关他的变法思想与实践，对于理解今文学的理论局限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也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资料；书中收入他在百日维新期间向皇帝进呈的奏议和书序，1911年5月由其女婿麦仲华编辑出版。1970年代，黄彰健发现该书奏稿与故宫现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文字上多所不合，由是指出《戊戌奏稿》是在宣统期间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需要而改撰的“伪折”。关于奏议的真伪问题，学者做了不少讨论，这里仅聚焦与“革命”有关的问题。在《戊戌奏稿》的五篇书序中有四篇被认为是伪作，但是一个有趣现象是，其中《进呈法国革命史序》《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这三篇皆含“革命”一词。迄今能确定康氏在戊戌变法中进呈的奏议与书序约为八十余件，而其中未见“革命”一语，因此这些序文极具价值。由康氏自己明确了“革命”与戊戌变法的联系，遂与“变法”“变政”“维新”构成更为复杂的关键词网络。为何“革命”缺席？埋藏何种玄机？值得探讨，且对于深入理解戊戌前后康氏与“革命”——特别与“法国革命”的吊诡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首先须面对这几篇序文的真伪问题。“伪造”“革命”含什么目的？是为了反对反清革命？还是为了支持立宪政治？如果“革命”本来就是今文学题中之义且早就出现在康氏思想中，而其意涵更合乎戊戌变法的历史脉络，那就不一定是“伪造”。笔者一再指出“革命”使用中存在种种见与不见的微妙关系，历来“讳言革命”与“春秋书法”息息相关，如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时鼓吹“民权”思想，批改诸生作业时说“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者皆民贼也”，指斥“民贼”与“汤武革命”有关；他后来自言“盛倡革命”，也因为这类言论。这属于讳言革命与后设诠释的情况。对于康有为，需作两方面考察，首先确定他何时开始使用“革命”，其次考察三篇序文中“革命”的具体意涵，方可确定与之相关的历史语境及主观意图。

　　孙中山因见到日本报纸称其谓“革命党”之后才以“革命”自命，康有为的情况不同。他在百日新政前数月出版了《日本书目志》，其中包括《佛兰西革命史》《佛国革命史》《宗教革命论》三书，当时像“法国革命”这一译名已不算新奇，而“宗教革命”的“革命”意谓所有事物的和平变革，乃日本自创之词，大约还是首次进入中土。然而，《日本书目志》仅是个书目著录，且数量庞大，康有为究竟读了多少？他对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新术语了解到何种程度？沈国威认为，许多书名来自日本出版商的目录，康有为不可能全部读过，也不可能正确理解所有内容；且通过康的目录，一大批产生于明治日本的新术语进入到中国，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有限。黄兴涛却认为，《日本书目志》中有明治时代产生的将近四百个新术语，沈国威或许低估了康有为引入这些新术语的影响力；在康的戊戌奏议中，许多新术语在当时广为传播，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类型正在形成，并激起了保守派的严厉批评。

　　就“革命”用语而言，如上文已言及，梁启超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有“关于支那者，以宗教革命谓第一着手”之语，“宗教革命”的日本式表述首次出现在他的论述中。须注意的是《论支那宗教改革》发表于1899年6月，这时他在日本半年余，正加紧学习日文并开始熟悉西学，至这一年年底在《汗漫录》中发明了“诗界革命”一词，由是发展为一个文学运动。不过从“宗教革命”与康有为直接有关这一点看，则应当联系到《日本书目志》，既代表康的宗教哲学，当然合乎其意，因此与日人《宗教革命论》的密切关系不可轻视。再举一例可看出康有为对于“革命”的日本用法的熟悉程度。戊戌政变后他初至日本时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政界名流结交，前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以其师吉田松阴之《幽室文稿》及其墨迹相赠，康有为遂作诗《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诗中有“首创尊攘义，誓心扫武门。武门何赫赫，政柄八百春。天王实守府，生杀惟收军。急激发义唱，岂不惮祸艰？救国心既苦，殉道勇所熏。遂使群处士，愤起掴血痕。前复后轨继，大狱惨酸辛。终能覆霸图，版籍奉元君。千年大革命，礌硠壮乾坤……”“千年大革命”之意即如梁启超《释革》一文所说：“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讨幕”诉诸武力，但目的是“尊王”，与表示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不同，因此这一“革命”是日人用法。梁氏《释革》一文发表于1902年12月，言及他到日本后才知道这种“革命”意义，而含“千年大革命”之诗发表于1899年3月的《清议报》上，这也足以证明康氏在戊戌或之前已明白日本“明治革命”之义。可资印证的是，1898年梁启超刚到日本时致品川弥一郎书：“启超昔在震旦，游于康南海先生之门，南海之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气稍偶衰落，辄读此书。’因日与松阴先生相晤对，而并与阁下相晤对者，数年于前矣。”因此，康氏在万木草堂期间已了解到吉田松阴与明治史，且在“革命”的使用上也比梁启超更为前卫。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曾连同“序言”一起两度进呈《明治变政考》一书，二者都存在于档案当中。而《戊戌奏稿》中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一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