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国族危机加深，康有为“公交车上书”之后与他的同人们全力推动改良运动，兴办学会和报纸一时成风。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受审，结果被释放，变成一桩国际事件，中外媒体纷纷报道，而在改良派报纸上的孙中山形象耐人寻味。1897年9月，《实学报》主编王仁俊从香港报纸得来消息，惊呼道：“孙文者，乱臣贼子也。”说他“悍然创议改立民主，一欲将中土开辟自沿海以达卫藏，俾得通商，一欲各省都会设电线，建铁路，天下同轨，俾无阻隘，甚至谓中国人心携贰，以本朝非中国血脉”。虽然痛骂孙氏，却勾勒出一个具“民主”思想和宏大改革计划的雄杰形象。王极力主张“仍以经制之学为断，必核乎君为臣纲之实，则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不然者，罗马结死党，立私会，法党叛新君，南美洲民起而争权，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盗贼渊薮矣”。如此表述充满惊恐，感受到代表“民主”“民权”“议会”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压力。同样，《时务报》上麦孟华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在惊呼反清“会党”势力蔓延时，把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看作“援希腊自立之例，倡美洲合众之义”的新型会党，与那些仇视洋人、谋图财物的亡命之徒大不相同，所谓“今日之会匪，其势之大，其人之智，更非髪逆所能望其肩背者”，比“髪逆”洪秀全之流要高明厉害得多，“试问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所谓盗贼者，有若是陈义之高，托体之尊，知识之达者乎？其去欧美政变之党，日本尊攘之徒几何哉？”麦孟华未提孙文的名字，但与王仁俊一样，都把孙中山与欧美等国“政变之党”相联系，已非寻常草寇流匪可比。其实，他们提到“法党叛新君”“民权”“倡美洲合众之义”等，已与法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有关，但是王、麦都属于改良派中的保守分子，称孙中山“乱臣贼子”，仍是沿用传统的“革命”话语。

　　晚清知识分子以读报为日课，紧追西学和国际动向。力主改良的多为通识之士，对世界潮流尤其敏感，但不同的政治与学术背景呈现不同的观点与立场。章炳麟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对于蓬勃兴起的学会，他认为应当发扬中国儒、墨之学，借以抵制西方文化。文章最后转变话题，说在中国“革命”“系一国一姓之兴亡而已”，但如今“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所谓“民智愈开，转相仿效。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因此，认为当今急务乃是“以革政挽革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章氏尚主张改良，但不讳言“革命”，说泰西“不逞之党”假借“革命”的名义，已涉及法国革命甚或孙中山之类，但不像王、麦斥之为“乱臣贼子”，其实把“革命”看作家族轮替，已含祛魅性质，与今文学派理解不同。另外，与梁启超接近的谭嗣同则具愤青激进倾向，在《仁学》中呼吁：“国与教与种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然而，他引“汤武革命”之语并表示：“吾华人慎无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矣。”这里几乎模糊了“革命”与“造反”的界限，隐含了对清廷合法性的怀疑。这也体现在他对法国革命的价值认同：“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

　　从这些言论来看，改良派深感危机，更感受到世界革命大势所趋，大有面临山雨欲来的情状。事实上，像《申报》那样价值“中立”的商报，也在传播一种新的“革命”舆论。例如，1898年1月29日的《防内患说》一文叙述“粤东逆犯孙文”从美洲回香港开业行医，又到处纠集党徒，购买军火，举兵谋反，简直“狂妄悖逆，罪不容诛”；然而同时直接称他为“革命党”，说“每在海外创为革命之说”，“一时信从者众，竟有缙绅士类，附会其言”。在这些报道中，《申报》已不自觉地认同孙氏的“革命党”立场，代表了新的公共空间的价值取向。

　　此时从康有为处也得到“革命”信息，却比较微妙。1898年初，他出版了《日本书目志》，收录了超过七千条书目，绝大多数是日本明治时期关于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翻译或著作。据康有为说，他是在通晓日语的女儿康同薇的帮助下辑录这些书的。他相信，中国应当追随明治日本的模式，这是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快捷方式。同时，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相近，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文翻译来学习西方知识会更为容易。值得注意的是，目录中包含两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佛兰西革命史》《佛国革命史》，另一本书名为《宗教革命论》。前两种即“法国革命史”，而“法国革命”的译法已为国人所知，但是“宗教革命”中的“革命”即指世间事物的和平变革，在当时是个新概念。后来梁启超在日本提倡“诗界革命”就是此意义上使用的。这说明，康有为已经通过日语媒介接触到“革命”的复杂用法。 

　　二 经今文学的话语实践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书中概述康氏受廖平的启发而深究公羊学，先后发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所谓“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又说：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